尽管远古和上古时期，中国的不同“族裔”曾还有不同的的“图腾”，比如，殷人即以“玄鸟”作为自己的“图腾”，但不可否认，龙是诸多地域的“族裔”所共有的“图腾”，殷人亦崇拜“龙”。
“龙”，能够成为各“族裔”共同信仰的“图腾”，第一，一定是历史久远；第二，一定是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图腾”，最早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话说——“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
中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说：“图腾崇拜本质上是氏族制度在宗教上的表现，它既是宗教体制，又是社会制度。”
这个话，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图腾”的产生很早，早到氏族制度存在的原始社会；二是。“图腾”是一种信仰，属于原始宗教范畴。
由此还可以推导出至少两点——第一，“图腾”应该具有某种“神秘性”，远古或上古的人们因为觉得“神秘”，不了解，才产生各种想象；第二，“图腾”的这种“神秘性”，一般都会带来“图腾”的“神性”，古人们之所以崇拜，因为觉得“图腾”是“神”或具有“神力”。
（陶寺龙陶器）
“开场白”说的有点多，只不过是为方便下面讲述龙这种“图腾”的起源。
长时期里，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的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
他说，原始的龙，是一种蛇，其作为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起初都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一部分向北迁徒，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移，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留在中原一部分，虽一度被殷商征服而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还继续屹立，且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
闻一多认为，龙是由一种蛇发展而来的。
（红山玉龙）
他的这篇大作，发表于1940年前后。当时，中国开始于20年代末的田野考古，因抗日战争爆发又戛然而止。闻一多的观点，无法获得考古学的证实，而只能从古文献考证入手。
近四五十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成果累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社龙”，的确很类似于蛇。
再往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址看，内蒙古三星塔拉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极似马；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宗教遗址的“蚌龙”，又像鳄鱼。
这些考古成果，似乎印证了闻一多先生的观点——龙，是一种蛇，它兼并了许多其他“图腾”——如马、鳄鱼等等。
这里插上一句，关于说红山文化出土的是“猪龙”，好像诸多学者并不很赞成。
（商代龙形青铜器）
那么，龙的起源还可不可以前推，或者，龙，还有没有作为“图腾”更具“神秘性”和“神性”的解读？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辽宁阜新沙拉镇查海遗址进行了7次正式挖掘。出土文物证明，这是一个距今约9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1995年，《中国文物报》以《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做了综述，其中谈到，查海遗址发掘证明，中国的龙崇拜，至少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
（1-9为甲骨文龙字，10-12为龙星宿）
进而，有学者提出，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龙”字，提供了一个破解最初“龙”之含义的钥匙。
甲骨卜辞中，提到“龙”，首先是能呼风唤雨的“神祇”——“龙”是“神祇”之名；其次，“龙”，具有“神性”，能保佑人之平安，武丁曾占卜，乞求“龙”保佑生病的妇好，还乞望能有“龙甲”作为妇好的“护身符”；再一个含义，“龙”是方国之名，很可能是以龙为图腾的方国。
学者称，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龙”字，呈“角、首、颈、身、尾”几部分俱全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上古时期“苍龙星宿”位置及“宿名”古义高度吻合。
“苍龙星宿”，作为苍龙之体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其名皆于龙体有关。角，为龙角；亢为龙咽；氐为龙首；房，指龙腹；心，为龙心；尾，为龙尾。
（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图画）
“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的“宿名”古义，皆可从汉以前的古文献中找到根据。
如“角”，《国语.周语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韦昭《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角，星名。这也是所谓“辰龙”之来源。
如“亢”，《尔雅.释鸟》郭璞《注》：“亢即咽。”
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赘引。
由此可知，甲骨文及以后汉字中的“龙”，所摹写的，不是现实中的某一种动物，而是古人夜观天象，根据星宿，想象出来的“神兽”。
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西首而东尾。”
（汉瓦拓四象）
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以蚌壳塑列的形象图。居中的是“北斗”，左右为龙、虎，即后来所说的“青龙”“白虎”。此时，南“朱雀”北“玄武”大概还没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总结。
中国的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对象是日月星辰。这既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观象授时”所需要。
居于地球北半球的中国先民，很自然地望向了天空的北方。于是，首先注意到了“北极”，即北部中央天域的“北斗”。然后，又认识了日月升落的东西方的“龙”“虎”。
（北斗）
在公元前四千纪的时候，“龙”“虎”二星官，恰好处于“二分”，即“秋分”“春分” 点上。
这“二点”，是春耕秋收的时令，远比后来的“二至”即夏至、东至更为重要。这是“青龙”“白虎”比“朱雀”“玄武”更早被认知的重要原因。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二十八宿系统，是中国上古天文观测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二分二至”时空统一体系的准确建立。
但此时，这一成果也走下天空，与地上和人间的许多区域、地理、人文、生产、政治，甚至谶纬结合在了一起。
（汉画黄龙）
其中，关于“龙”的各种说法，不仅日益增多，而且与王权结合在了一起——帝王成了真龙天子，从黄帝开始就能够驭龙升天；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皆“乘雨龙”；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等。这也恰好证明，龙本生活于天上。
这些，从先秦古籍开始，即不绝于书。汉代，则到达顶峰。
有人说，龙的形象定型于宋代，这大约不对。
汉之前，已将龙分为四种——有鳞称蛟龙；有翼称应龙；有角称虬龙；无角称螭龙。
汉代王符《潜夫论》说，龙“头似蛇、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胡须、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
自此，龙的基本特征——巨口、有角、鳞身、四足、有爪，就形成了。后世虽有变化，但均未脱出以上诸特色。
（汉画应龙）
尽管帝王们死劲想垄断“龙”，但实际上“龙”已经深入民众人心，因为“星宿”和气象不可能被王侯将相垄断。
后来，“龙”的图腾意义逐渐淡化了，但文化和信念却长久流传了下来。
汉代，即已有“四灵”之说，“龙”居其中。
“龙”，在文化传承中，不只归于帝王所有了，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