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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灵漪 李从予 张雯一 李隽仁
摄影｜杜灵漪 李从予 张雨鹃
编辑｜张雨鹃
6月初的正午，北京的气温已经突破了30度畅春园食街团购。中关村纵横交错的小路上，挂着工牌的上班族正从林立的高楼涌向新中关、欧美汇、步行街的方向。新中关北侧的人行道上外卖电动车一字排开，喜茶的门店里有六名员工在收银、制作茶饮。店内等待的顾客有十几人，与疫情前店内需要排队的场景大相径庭。4月底，店内曾有一片等待区被围了起来，贴上了“暂停对外开放”的标识，而现在标识已经撤走。
一切都在复苏、回归正轨。北京逐渐从冬天萧条和恐慌的阴影里走出来畅春园食街团购，复工、复产，这座空荡了两个多月的超级城市正在被慢慢唤醒。
与此同时，北京高校的秋季开学时间仍未发布。从一月放假并因疫情而封校开始，北大西门畅春园食街团购、南门附近高校周边的店铺开始了漫长的“冬眠”。虽然多数餐厅和商铺从3月起陆续开业，但由于缺失学生这一主要客源等原因，这场“复苏”比表面看上去更加艰难。
新中关外的外卖电动车（4.26）
喜茶新中关店内（6.3）
与人头攒动的中关村仅一街之隔，海淀桥北的颐和园路像另一个世界。
畅春园食街外部仅零星行人路过，几乎没有人穿过门洞进入食街内部。学校、周边大厦中的企业、旅游景点和体育馆活动为这里提供了大部分的客源，其中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北京大学师生是他们的经营最主要的依靠。
畅春园食街旁的人行道（4.26）
临街的店铺几乎已经全部开业。除了川西坝子火锅仍然大门紧闭之外，金凤呈祥、DQ、星巴克的门上贴着“今日已消毒”、“请配合体温测量”、“请佩戴口罩”的标识，门口桌子上摆放着登记册、体温枪、消毒液。
临街的店面中，只有DQ和星巴克内有一两位顾客，其他店铺门可罗雀。星巴克畅春园店日常顾客群体中有一半来自北大，但由于疫情的限制和主要客源的缺失，星巴克店员告诉此间记者，从2月24日开业到4月底，线下客流量比平时少了接近70%，线上外卖订单量少了80%，店内大多数椅子都已撤走，每桌基本只保留一把椅子。不过疫情的波动并没有影响到店员，全职员工的工资和疫情前相比没有变化，未开业期间也照发了工资，只是后续需要再补工时。到了6月初，星巴克畅春园店的客流量就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情况的70%，工作日下午，周边大厦里的员工时常来喝下午茶，让店里热闹了不少。
星巴克畅春园店中的提示牌（4.26）
星巴克是畅春园食街内经营相对乐观的店铺。
1月底，磁福酒楼的店长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和员工卖菜的视频，视频中的新鲜蔬菜堆在地上，点开视频，能听见店长正在为大家介绍目前的蔬菜种类。他还发了一条朋友圈：“送货上门，市场价，友情在。”
磁福酒楼店长朋友圈中的菜摊视频（1.26）
直至6月初，食街内部，靠西侧的一排店铺中，“东乐鲜果”水果捞仍未开业。“东乐鲜果”的玻璃窗上没有贴任何标识或通知。老城一锅羊蝎子、肥霖厨房、茶花妹子云南餐厅、小吊梨汤、桐记小肚儿牛板筋火锅等餐厅都已经营业，但除小吊梨汤门前不时有顾客进出，其他餐厅的顾客屈指可数。小吊梨汤从大年初二一直停业到4月1日，开业后复工的员工只有十几名，正常情况下店内员工则一共有几十名。员工告诉记者，开业后平均一天仅能招待十余桌，且因禁止群体性聚餐，规模大多只有两三个人，与平日里需要排队的情况大相径庭。
小吊梨汤内（4.26）
老城一锅羊蝎子的店长更是发愁，他告诉此间记者，畅春园食街里99%的店铺现在因没有客源的困境而亏损，即使旁边的小吊梨汤生意稍好，也仅仅是“看谁亏得多”而已。食街中多数是连锁餐厅，房租和亏损均由公司承担，餐饮企业的普遍亏损情况从醒目的数据中可见一斑：据恒大经济研究院估算，仅春节假期的七天内，全国餐饮业便承担了5000亿的亏损。
食街东侧的二层楼的呷哺呷哺内空荡荡的，只有三名顾客正在靠窗的位置用餐。这时是4月，餐厅经理为记者依次测量体温后称，由于没有客人，餐厅订货的频次由每天一次延长至三四天一次，期间餐厅经理接通了一则电话并告诉对方：“我这接不了，不需要货，麻酱也够。”临走前，经理还将记者拉进了顾客优惠微信群，群里时常发布一些优惠活动，不时会售卖肉类产品或周边产品。微信群在疫情前就已经建立，主要的目的是发布优惠信息以吸引顾客，但在疫情期间，这些优惠并没有对增加客流量起到显著的作用。线上售卖的其他产品需要到店自取，又由于客流量稀少，其他产品的销量也不乐观。后来到了6月，记者再次询问经营状况时，经理称与4月底相比，差别不大，而且不太稳定。
呷哺呷哺楼上，三层的铁木真烤肉正在根据统一要求为4月29日的开业做准备。当记者以为店内是在装修时，店长回答：“现在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多动一下都要花钱……说白了，多少企业开门了也是零收入，何况我们现在还没开门。就算生意不好，200元、300元也是有收入的。”
外卖也不是一条可行之策。老城一锅和铁木真都没有加盟外卖平台。两家店的店长都认为，比起快餐简餐，羊蝎子、烤肉等菜品并不适合外卖。不过，畅春园食街多家餐厅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即使开通了外卖，订单数量也并不多。
另外，开通外卖意味着需要与外卖平台“分成”。在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的客服里可以直接查到店铺和平台合作需要缴纳的合作费率。如果由外卖平台进行配送，还需要抽取15~25%的合作费率，如果由商家自己配送，则美团外卖的费率为10%，饿了么为5~8%。
畅春园食街中的呷哺呷哺内（4.26）
与小吊梨汤、呷哺呷哺等连锁商户不同，肥霖厨房属于个体商户，从3月8日起开始恢复营业。从二月到现在，餐厅一直都在亏损。即使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的五月，肥霖厨房的经营状况只恢复到了平时的20%，外加房租、员工工资、水电等各项基本支出，一个月下来总共要亏损7、8万元。肥霖厨房也没有加入外卖平台。老板认为算上外卖平台抽取的合作费，加入平台并不会改善目前的营业状况。2020年才过去不到一半，餐厅便几乎亏损了两年的钱。9月北大开学是他们目前唯一的希望，也是他们的极限。
房租、员工费……在营业惨淡的时期开业，只能带来亏损的现实。不过肥霖厨房的老板还是重新开业了。开业至少可以保持基本客流，而且餐厅不至于“像彻底黄了一样”。实际上，北大周边的餐饮个体商户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抱着不甘心、试一试的心态，一边扛着亏损，一边等待着未来可能的转机。
空荡的畅春园食街（4.26）
从小西门对面的海淀体育中心门口往里望，只能看到Nova酒吧的一点点轮廓。海淀体育中心的封闭管理依然很严格，里面的Nova北大店也一直暂停营业，如果点开大众点评，能看到“2020-04-03至2020-06-30不营业”。
海淀体育中心大门（4.26）
好在停业期间，Nova的租金得到了免除。但是，“聊胜于无”的房租减免、不佳的经营情况以及即使停业也依然照发的员工工资导致Nova“出血严重”。Nova的老板刘笑吟告诉此间记者，Nova在北京一共有六家分店，疫情期间，这六家店全部的损失在300万左右。但截至目前，除了北大店还在停业外，其他门店均已开业。已开业的分店客流量基本恢复了80%，五月现金流转为正数，Nova阶段性地撑过了这个餐饮业的“寒冬”。赔进去的钱只能认，遇到这种事情也是没办法嘛”。
而“西门烤翅”到了晚上，又开始忙碌起来。体育中心南侧，西门烤翅家常菜门前的“串”字霓虹灯从5月又重新亮了起来。老板和一位员工在店铺的两个门面间来回上菜、收拾碗筷。重新开业后，他们得到了一两个月的房租免除，而五月及后续的房租则没有任何减免措施了。“西门烤翅”开业一个月一共亏损四五万元左右，店长不知道是否会迎来转机，也不知道能开到什么时候。
海淀体育中心南侧的西门烤翅家常菜（6.3）
封闭的小西门（4.26）
颐和园路南端的路口向东进入海淀路，两三辆快递车旁没有堆放太多货物。
东方美妍已经开店十年有余，积攒了一些老客户，刘店员的个人顾客群体就有200人。3月20日开业后，他们主要的顾客也是这些老客户，店内每天有两三名员工值班。像多数理发店一样，他们只接受预约美发。到4月底，每天仅有7到10单，而这个数字在平时则能达到30到40，6月初的经营状况变化并不大，每个月的营业额为2万元左右，但是这些钱只够员工开销，无法支撑一年不到30万的房租。不过好在房东到现在还没有收取他们的房租，“应该是可以减免的。”店员觉得他们的现状已经比北大南门其他店铺好得多，不过，员工开支依然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压力。一位员工的收入大约在8000到9000元，东方美妍平时的营业额就有一半都用于支付员工费。如果到9月还是不能开学，他们可能也无法支撑下去了；然而，他们并不能等到9月再开业。“等到九月份开业员工就走没了，半年没收入，他们房贷怎么办？”而且理发行业比较特殊，很多都不属于上税公司，员工没有保险。东方美妍70%的会员是北大学生，刘店员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学生返校，他们的客流量就不成问题。“我估计毕业生走之前还得来烫一次头，他们总得把卡用完吧？”
紧挨着东方美妍的社区菜篮子便民商店的卷帘门也在5月12日重新拉开，一天销售额300到500元，房租和员工的开销一个月大约在16000元左右。而疫情前，每天的营业额可以达到2000元左右。“现在开店就赔钱，但是房东让开，不开可能就不租了吧。”
同样于5月底、6月初开业的巫山烤全鱼和潮汕砂锅粥·烧鱼头内顾客数量依然稀少。询问经营状况时，巫山烤全鱼的员工让记者看看店里：“就这样嘛，一个人也没有。”潮汕砂锅粥·烧鱼头由于开店时间已有十余年，开业后时常有老客户回来吃饭，店内顾客数量稍多，但疫情前数量会比现在多三分之二。
南门外的快递摊（4.26）
而西侧中成大厦却少了些生机。小豆面馆的玻璃门上贴着两张A4纸，写着“停业”二字，而一旁的达慧堂药房则卷帘门紧闭。
骨气鼓气秘制羊棒骨是一家2019年4月开业的新店，餐厅原本计划春节期间继续营业，然而碰上疫情的爆发，目前只保留了外卖，直到三月中下旬疫情缓和才开始恢复堂食。4月底时，美团和饿了么两个平台上的外卖销量合起来多则十来单，少则5、6单。到6月初，每日订单量增加到20余单，附近的老顾客也会专程来吃饭。“骨气鼓气”与平台合作推出优惠活动，如免费续杯酸梅汤、在团购平台发放优惠券，以吸引更多食客，但是店员觉得效果并不明显。
“骨气鼓气”对面的标语（4.26）
“骨气鼓气”与杭州包子铺中间的贡茶的状况也十分相似。自四月初开业时，线上外卖的数量在5单到20单不等，目前6月初已达到了80到100杯左右，但这个数字还是让店员的笑容十分无奈。疫情前相比，这个数量依然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们的工资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房租等开支过大难以支撑，“骨气鼓气”复工的店员只拿着基本工资，但他们都表示理解，毕竟“如果老板撑不下去可能就撤了”。而贡茶的店员靠营业额拿工资，目前只拿着5000元的底薪，等到生意好才会往上提。
杭州包子铺5月22起复工后，客流量达到日常的三分之一，销售额刚好保本。“骨气鼓气”目前仍然未收到任何关于房租减免的消息，杭州包子铺店长则表示“说是能减，但减多少还没定”。
鱼籽村秘制拌饭的老板更加愁眉苦脸。同样作为去年秋天开业的新店，他们也没有想到在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会忽然经历疫情。4月26日中午11点左右，店内桌椅摆放干净整齐，两名员工正在工作，但店内唯独没有顾客。“鱼籽村”属于加盟店，日常经营以线上外卖订单为主，复工后的外卖销量也好于其他餐厅。四月底时，外卖一天至多有100余份，而正常情况下一天则能售出500至600份，加之同样未谈妥的昂贵房租和人工成本，一个月的亏损为4、5万元。春节前，“鱼籽村”一天的流水可以达到1万元以上，而如今到了六月，每天流水仅有一两千元左右。如果不开业，不仅仍要交付一个月5、6万元的房租，前期投进去和赔进去的钱也只能“认了”，店长觉得“不甘心”。更何况如果直接撤走，按照合同，十余万的押金亦无法退还。老板坐在空荡荡的店里，看着深圳“鱼籽村”已经“坐得满满的”，甚至已经需要排队的消息，不免开始抱怨北京的现状。
北大南门外的鱼籽村秘制拌饭和壹食一闷锅饭（6.3）
隔壁的壹食一焖锅饭的老板处境相同。“鱼籽村”和“壹食一”的两位老板去年秋天分别同期投资了一百余万元加盟开店。壹食一焖锅饭的加盟商只提供食材，而店铺的亏损由店主个人承担。“壹食一”至今还保留着春节停业时的模样，隔壁“鱼籽村”的经营状况和一些个人原因让“壹食一”的老板仍在犹豫是否开业。无法复工的店员，有的还在老家务农，有的已经转行送外卖。从“鱼籽村”店铺内可以看到对面“壹食一”已经断电的冰柜中还摆放着一排罐装饮料，不知道将摆到何时。
中成大厦西面的小道的潮汕砂锅粥店面（4.26）
明亮的灯光出现在中成大厦西面的小道的店铺里。潮汕砂锅粥门于5月18日开业，和它并排的蹄花火锅店在4月19日就已经准备就绪重新开业，小料台上的东西一个不差。
来自黑龙江绥化的老板李艳青（化名）在2003年开了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不能突然就不开了”。出于对老员工负责和老顾客需求的考虑，李艳青决定在四月中旬重新开始营业试试看，菜品的价格、员工的工资待遇全部维持不变。相比周边其他店铺幸运的是，“蹄花火锅”店铺产权归属国有，所以在了解政策后，她主动提交了相关的材料，成功减免了2、3月份的房租，但后续减免或者补贴政策仍不明确。虽然复工的员工数量已经缩减到了最少，加起来只有四名，但接下来几个月的房租仍然是一大笔支出，入不敷出的压力对于这种“一年也剩不下多少钱”的个体商户来说更为致命。
正常情况下，蹄花火锅的顾客群体70%都是北大学生，但由于不开学，4月下旬最差时一天只有两桌。而曾经即使是在淡季，一天也能有三四十桌客人，赚四五千元。关于未来经营何去何从，她和多数店家一样，比想象中更迷茫。李艳青表示不想只等着国家的照顾，自己靠吃这碗饭生活，想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撑到9月，“有些顾客还是想着咱们店，还是挺喜欢吃咱们这些东西的，我们争取渡过去”。她提到：“有的老顾客专程开车过来，还说我会永远支持你的，我还是挺感动的。”
蹄花火锅老板李艳青于火锅店内（4.26）
目前店铺的亏损都是李艳青靠个人积蓄在支撑，她坦言如果9月开学，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硬撑是撑不下去的，所以也在考虑申请贷款。5月中下旬全面复工复产后，店内的生意也仅仅稍有起色。
这些表面复苏的北大周边店铺实际就像危重症患者一样，没有“特效药”，急需生命支撑来让他们依靠自身“免疫力”脱离危险。毕竟对李艳青和多数店铺来说，9月都是一个遥远未知但又充满希望的时间点。当下这个淡季，她注定无法像往常一样回到老家绥化去陪父母了，但如果能在北京撑过这个夏天，她还是会继续把蹄花火锅开下去。
新中关金逸国际影城的门口被卷帘门封闭起来，商场内及步行街上的人流量少于平时。
摩肩接踵曾经是食宝街的日常，而四月底的人流量大约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路上非常宽敞。每家店铺复工时间并不统一，有一些店铺已经撤走门面，有一些店前则停留了三四位顾客等餐。
6月初，工作日晚上7点半左右，食宝街客流量达到了约平时的一半。根据店员的叙述，南京大排档在6点20左右上座率大概达到了70~80%，晚上7点时，门口开始排队等位。南京大排档从3月15日开始营业，刚复工时甚至只有几桌顾客，目前的客流量也仍不足正常的一半。这种情况下，店员只能保证基本工资，但他们表示自己并没有过多的要求。
而角落里的花店却不得不面临搬走的现实。位于食宝街一期的嫣然鲜花即将搬至食宝街二期，门口贴着打折的通知。店长认为搬店和疫情带来的亏损有一定关系。食宝街一期因为客流量多所以租金相对较贵，而店铺开业一段时间以来的收入比往年少了一半。
某家奶茶店店员也承认，目前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销售额，都比平时少了一半，另一家小吃店则表示堂食和外卖不足平时的三分之一。客流量小导致营业额迟迟上不去，所以“现在刚刚能将就保本就很不错了”。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公开的食宝街产权方的减租措施，食宝街一期和二期的商户自2020年1月25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可以获得基本租金减半。对此，有的店家表示希望能够增加减免力度，然而后续并没有更多的相关措施。
金逸影城内部（4.26）
新中关外的路口（4.26）
中午一点食宝街一期内部（4.26）
ZPLAZA中关村步行街（4.26）
嫣然鲜花门口（6.3）
食宝街一期内已撤走店铺（6.3）
食宝街一期内部晚7点开始排队的南京大排档（6.3）
晚上7点的食宝街一期内部（6.3）
食宝街一期内部（6.3）
中关村街道（4.26）
房租往往成为店铺商家的开支中十分头疼的一部分。
2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落实京政办发〔2020〕7号文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的通知》：
3、 免收租金的情形，是指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属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开办便民设施、超市、药店、养老、教育培训、工业仓储等，按照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免收2月份租金。减收租金的情形，是指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属国有企业房产用于办公用途的，减收2月份租金的50%。
4月20日，市国资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免中小微企业3月和4月房租的实施细则》中，减免政策时间延长，覆盖了3月、4月。两次政策的实施主体均为“市国资委监管的市管一级企业及其所属各级国有及国有控股子企业”，即“国有资产”。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民商法的刘凯湘教授表示，上述政策属于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如果政策落实不到位，中小微企业可以选择提起行政诉讼。然而，海淀路、畅春园食街、食宝街三地调查到的一些店铺，产权都并不归属国有，房租减免的具体方案由各自产权方决策，打官司、投诉举报对于商户来说也并非易事。
在与市国资委的电话中，工作人员称，对于这些非国有资产，政策只能停留在“鼓励房东减免”。东城区国资委于3月底出台政策，为入驻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的四类“房东”（商务楼宇，创业基地、中小企业服务分中心和众创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提供一定补贴，但目前北京市国资委没有出台相关的统一政策。
除了政策实施范围的局限之外，产权方和二房东的问题也为不少店铺带来了困扰。
二房东一般从原房东处租下整套房子，再整租或分房转租并从中获利。调查过程中，有的商家称北京租赁市场甚至还有三房东的现象。
《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些店铺的租金问题只能与二房东交涉。但记者拨通其所在的大厦招租广告上的电话后，对方称自己是“央企”且并不存在“二房东”等中间商现象。在天眼查的企业信息中，大厦所在开发公司也非国有资产。
不同的二房东对于租户租金减免问题的回应也相差迥异。根据商户的反映，一些二房东会积极地帮租户争取优惠，而有些商户也面临着二房东不确定的答复。某商户的二房东多次协商都称会有减免，但时间、额度迟迟不确定，需要“等上级公司领导研究待定”。由于租户不和原房东对接，他们往往并不清楚所谓“上级公司”和产权的具体情况，也不知晓原房东是否给予了二房东房租优惠。根据天眼查上的企业信息，本次调查中涉及到的某大厦的开发公司及其股东甚至早已注销解散，不同楼层不同店铺分属各个“小业主”，无从考证房东口中的“上级公司”具体所指。
左右为难的困境，让这些个体商户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弱势方，他们的资金不足、掌握的信息不足、运气亦不足。
疫情引发的社会停摆难以一朝一夕恢复，即使是倚靠着商圈、企业的美食街，经营情况亦不完全明朗。对于餐饮业这样的现金流行业，最大的现金流入来源便是堂食和外卖，而人工、采购、房租、水电成本都是固定支出；毛利润高，但净利润低。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连锁餐饮行业的影响调研报告》显示：5%的样本企业账上已没有现金能够支撑企业继续经营；79%的样本企业从3月1日算起，依靠自有现金无法支撑再过3个月；16%的样本企业表示现金流储备能支撑6个月以上。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的窘境，即使是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也难以支撑，西贝莜面村的董事长贾国龙在春节期间曾公开表示：“2万多员工目前待业，但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工资要继续发，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元左右，倘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西贝账上的现金撑不过三个月。”而对于北大南门外“一年也剩不下多少钱”的个体户而言，现金流问题更是难以解决，“自救”又谈何容易。
数字和数据可以直观地展现宏观经济的损失，在这背后，可能一个个体或一个家庭就需要在并不乐观的经济环境中另寻出路。对于直接受影响的服务业，尤其是高校周边“靠山吃山”的个体商户来说，如果撑不过这几个月，它们就会变成这些数字中的一部分，留在这个夏天。
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希望时，“骨气鼓气”的店长说：“我们没什么别的希望，就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恢复正常吧，因为确实是扛不住。但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ZPLAZA中关村步行街尽头的雕像（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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