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发展的路径”，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城市化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城市化问题，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的讨论，就事论事，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届野三坡论坛的主题“提升城市竞争力”，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譬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来越大越好，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做一个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地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说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多，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年、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够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中国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功能作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发展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作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他说，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苏州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人才流向到上海。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地便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的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

金融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