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了一段“三驾马车”时期中美关系的美国大使。之后，赫鲁晓夫才逐渐成为最高领导人，随即开始就一系列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以不断确立自己的权威。

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严厉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提出了“三和路线”。他对斯大林的无情批判，尤其是对马列主义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了修改，使得我党颇为不悦，但尚未开始进行“修正主义”的批判。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境内兴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因为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双方的意见逐渐公开化。对此，毛主席在后来回忆时表示:

事实上，我们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虽然只是一场“政治仗”，但由于事先没有通报苏联而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

1959年，苏联以“正在和美国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定”为由，单方面停止了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之后更是召回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印边境纠纷中，苏联未与中国事先沟通，竟然不顾同盟条约发表了“对中印冲突秉持中立态度”的声明。

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赫鲁赫夫竟然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并且烧毁。在他的坚持下，苏共通过了这样的决议:

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保存在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对此，代表中共参会的周恩来当场就予以了严厉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因为，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否定十几年的中苏关系，否定中苏同盟的意义。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过:

斯大林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甚至还在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双方出现了局部的边境冲突。

说完了当时的中苏关系，再来聊一聊当时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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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当局而对中国采取了封锁和孤立的政策，更由于双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两国的交往处于了隔绝的状态。

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国内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国际地位也相对下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了守势。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后，为了扭转当前的窘境，开始谋求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

此时，中国不仅结束了“三年困难时期”，而且取得了“两弹试爆”的成功，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幅提高。最关键的一点，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中国也有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现实需要。

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先后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方面传话，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接触与和解。对于美国方面抛来的橄榄枝，中国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表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

当时，美国希望积极争取中国支持，而中国也希望恢复对美外交。很显然，中美双方都有缓和关系的意愿，只是缺乏一个合理的契机而已，直到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到来。

1971年1月25日，就在世乒赛即将在日本举行之际，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访问中国，诚挚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能参加比赛。不过，当时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势力和台湾蒋系势力都放出风声，如果中国敢于参赛，就会遭到各种干扰和破坏。

当年，中国和苏联关系交恶，中国和美国、日本都尚未建交，国际环境非常的复杂。但是，毛主席还是力主参赛，特意在报告上做出亲笔批示:

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由于这是那场运动开始以来中国乒乓球队首次代表国家出征，所以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1971年3月16日晚，周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即将出发的全体代表团成员，接见一直持续了数个小时，他和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一一握手。直到几十年后，当时代表团成员黄韬朋还这样回忆:

周总理的身体已经不好了，非常的清瘦。但当他握住我的手时，能感觉到他十分用力，眼睛盯着我充满了信任。

为了提防敌对势力的破坏，代表团做了充分的准备，将60多人的代表团分成了两组，每组都有实力相当的男女运动员和教练员。而且，两组还是分乘两架飞机，要确保万一遇险还会有其他队员能够参加比赛。

果然，中国代表团刚到日本就遭到了极右翼势力的骚扰，但日本政府和民众都对中国队表现得非常热情。

虽然来到了日本名古屋参赛，但如何同美国乒乓球队接触却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别忘了，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双方打完朝鲜战争也没过多久，两国尚处于紧张状态，中美关系依然还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恰在此时，意想不到的插曲出现了。当赛程过半时，美国运动员科恩竟然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坐在最后一排的庄则栋想到周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嘱托，毅然上前主动握手交谈，还送给他一块杭州织锦作为纪念。第二天，科恩刻意等侯，准备了一个别有美国纪念章的运动衫回赠给庄则栋。

除了庄则栋和科恩的这次接触外，美国队多次表达了想到中国访问的想法。这些信息，由国家体委迅速汇报给了周总理，最终，毛主席同意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尼克松总统深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给美国驻日大使，明确同意了中方的邀请。事后，他还这样表示:

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实现。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落幕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为整个世界乒坛注入了一股“中国旋风”，一举拿下了男团、女单、女双和混双的冠军。更关键的是，他们还完成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邀请到美国代表团访华。

1971年4月10日，以美国乒协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经香港后抵达了北京，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的美国运动员。对此，美国美联社这样报道:

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

抵达北京后，美国乒乓球队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和万里长城等著名的历史景点。几天后，周总理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会见中这样盛赞:

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当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尼克松在不到10个小时便做出积极回应，宣布同意给中国人签发赴美签证、中国可以使用美元等措施，第一次松动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对此，法国法新社发表了社论:

这是“中国新的外交战略”，北京选择了在政治上最中立的方式向美国舆论及世界舆论伸出手……。

美国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提供了一项数据，从1950年到1970年期间，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在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结束中国之旅后，有45%的民众表示支持，只有38%的民众继续反对，支持者首次超过反对者。

1971年4月21日，就在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北京短短四天后，周总理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美国传递口信，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者总统本人。接到口信后，尼克松当即表示:

我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关心的问题。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坦诚表达了美国的各种看法外，更为日后尼克松总统亲自访华铺平了道路。

1972年2月21日11：30分，尼克松总统及其夫人所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抵北京，刚走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向欢迎自己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高兴地表示:

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总理马上回敬道:

您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两国已经有25年没有交往了。

作为第一个访问尚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尚在为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而努力，他面临着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因此非常难能可贵。2月28日，就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后，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确立了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共识。

不过，中美“乒乓外交”并未止于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真正画上完美句号的是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回访。1972年4月12日，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两个月后，中国乒乓代表团一行16人搭乘“友谊号”专机飞抵美国，还得到了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专程会见。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互利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本质，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今天，中美关系正经历着自“乒乓外交”以来最不平静的时刻。在美国政客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甚至有人提出“现在的中美关系不是新的冷战，而是更复杂的冷和平”。

敢问:未来中美关系，路在何方？@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