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脊髓灰质炎系列疫苗的研制及应用公共卫生史上的第一位访视护士：让脊灰与中国儿童绝缘
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区域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这是继全球消灭天花之后，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又一伟大业绩。
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推广及免疫规划策略的实施，自1994年10月以来，全国未有由本土野毒株引起的病例报告，曾被医学界称为“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最大杀手”的小儿麻痹得到有效控制。
2、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向恐惧和绝望宣战
麻风病，一个曾经让人谈之色变、闻风丧胆的重大传染病，如今已难觅踪迹。1957年，为防治在我国多地大面积流行的麻风病，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了皮肤病研究所，根据我国麻风病流行情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密切结合。
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提出了符合我国麻风病流行情况的防治策略、技术和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果。
3、根治绒毛膜上皮癌化学疗法的创建与推广：从死亡率90%到治愈率90%的颠覆性突破
北京协和医院向阳教授带领团队对绒癌耐药机制、耐药标志物筛查和耐药逆转等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对耐药与危重病例的治疗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法，使耐药及危重绒癌病人的治疗效果得到显著提高，完全缓解率达70%以上，治疗效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4、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
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
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5、难治性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救治体系
以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和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为代表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的第一大病，也是第一致死病因。近60年来，随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创建和发展，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救治水平和防治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阜外医院几代人对建立心血管疾病救治体系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第二次卫生革命发生在什么年代？
正确的说法是第二次卫生革命，而不是预防医学的第二次变革。这个指的是二战结束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疾病谱的改变，医学模式的变革，公共卫生特别是疾病控制带来的一系列变革。
首先简单说一下第一次卫生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从积累战胜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经验中，以及针对工业革命的人口城市化，人口增长，环境污染等所造成的一系列卫生问题，逐渐认识到，从个体预防疾病，效益不高，必须对整体进行预防，才能取得显著效益，并且认识到在改善环境和劳动条件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宿主，控制病因。而在实践中，人类已经积累了免疫接种、隔离检疫、消杀病媒动物、处理垃圾粪便、重视食品和饮用水卫生的经验以及认识到国家在城市规划中，应首先考虑上下水道和居民、工厂的卫生设施，环境卫生和卫生立法等，真正地把卫生学概念扩大至公共卫生，个体摄生防病扩大到社会性预防措施，这是医学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卫生革命。这次卫生革命，使预防医学形成了较完善的体系，特别为当时降低严重威胁人类的各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做出了重大贡献，使人类平均期望寿命提高了20岁-30岁。预防医学史上以防治传染病和寄生虫为主要目标，正是个体预防向群体预防发展的标志。
然后介绍一下第二次卫生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人口也快速增长，人类需求的能源增加，各种工业产品的副产品大量生产。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达到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科技进步、物质文明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大都市化，工作紧张，社会竞争激烈，体力劳动负荷减轻，摄入能量过剩，运动减少，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方式流行，疾病的发生由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重大变化，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发病率显著上升，而传染病则锐减。
失控的美国疫情会给中国和世界造成多大影响？
美国疫情失控是预料之中的事。美国疫情的发展走过了一个自由发展的节段，在这个自由发展节段中，冠状病毒没有遇到任何人为地阻断、抑制、预防行为的阻挡，它在美国大地上恣意繁衍、自然成长，如入无人之境。没人裁口罩，没人保持距离，更没人敢用封城断路的方法斩断病毒链的传播。病毒自然就象一股春风，起于青平之未，扫遍山川平原，终于登堂入室，吹进每一个人的肺叶。到这时，自然是想控也难控了。为什么会这样？是美国的病毒太厉害，还是美国人知道的太晚，麻痹大义，错失良机了呢？这里有三个问题可能是决定因素:第一:美国的民族文化导致了疫情泛滥。美国是个提倡民主人权的国家。这个民主人权不是″人性文明\"所指的民主人权。″人性文明″所指的“民主人权\"，是指″人类共生的民主人权\"。″人类共生的民主人权\"是在人类面对自然求生的过程中，团结一致，共同抗击自然灾害，齐心协力，努力发挥群体智慧，打胜疫情保卫战，以获得全民共生为理想目标的″民主人权\"。这种民主人权是自古就储藏在中华文明中的。所以，在中国武汉疫情哨声一响，立即全民动员，封城封路，全国医疗团队，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支援武汉。迅速地打胜了武汉疫情保卫战。接着，总结经验，提醒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积极抗疫，减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这次抗疫中，中国团队型的民主人权终于点亮了世界人民抗疫的灯塔，为全人类抗疫提供了支持。这是多次得到联合国世卫组织肯定的。
而美国的″民主人权″是什么呢？它是提倡“个人的民主人权″，这种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资本自由\"基础上的″个性表现形式″。它根本就没有团队精神。所以，在疫情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由散漫\"、\"自由选择″、\"自我放任″，就摧毁了\"联合抗疫″、″统一抗疫″的阵线。别说美国有一个福奇，它就是有10个、有100个福奇也扭转不了美国″民主人权\"一般散沙的局面。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心理造成的。这种″资本自由″造就的″民主人权\"，不仅塑造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寡头统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而且塑造了美国民众心理″个性民主人权\"的文化信仰。在这种文化信仰下，要形或统一抗疫的步伐，那是很艰难的。
第二，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疫情泛滥。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制度。美国的政府是由总统组阁的。美国的总统是通过人的竞选上位的。这个政治制度就决定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力永远在人与人的竞选斗争上。它永远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与自然、与环境的斗争上。在与环境和自然的斗争上，美国，不仅美国，整个的西方世界都是失败者。欧洲文化从文艺复兴反宗教专制以来，得出的结论就是″回归自然\"。再加上达尔文一元的″自然选择决定论\"的固化教育。″自然″早已成为他们祟拜的偶象，他们怎么敢对抗自然呢？而疫情又恰恰是来源于自然。这与他们的政治有什么关系呢？美国的政治是″与人斗″的政治，不是″与自然斗争″的政治。所以，美国的疫情泛滥，就是它们不敢抵抗自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第三:抗疫失败是特朗普的政治野心决定的。尽管美国文化，美国政治都不支持抗疫。如果美国总统有点人性，抓住时机控制一下疫情，也不致于发展到今天这样糟。特朗普为什么不抗疫？他有两个野心:
一个野心是顺从自然，听从″自然选择″的按排。感染多少人，死多少人，都是\"群体勉疫\"应该负出的代价。与我总统无关。总统不必在这里劳命伤财。实际也真是如此:以总统竞选的立场看，疫情死人也不会都死我的选民。我何必多管闲事呢？它又不影响我的竞选。
第二个野心就是甩锅中国。要中国赔钱。所以，他野心早已变态:死的人越多，叫中国赔得越多。在他心里，早就算好了拿死人卖钱的账。他正盼着死人数目的上升呢？他怎么会抗疫？！
有以上这三个条件的存在，就规定了美国抗疫必然失败。这个失败既是美国、美国美利坚民族文化、文族心理的失败；又是美国政治、政策虚伪的失败；也是美国及西方社会两党竞选制度的失败。同是人类，同一个疫情，为什么中国就能控制而西方不能？完全是文化政治使其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