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咋一看，这词无甚奇特，其实他的秘密在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郑容落籍，高莹从良。郑荣，高莹者谁？与苏轼素未平生之歌妓也。落籍，除去妓女名籍，恢复自由民身份。从良，妓女出籍嫁人。苏轼作词是为两位幸运的妓女庆贺吗？不然。

苏轼自黄州移汝州途中，经过润州，润州太守许遵为他设宴接风。官妓郑荣，高莹陪侍，甚的苏轼之心。两人想要从良久已，于是请苏轼向太守说情。苏轼点头答应了，但席上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提这茬儿。二女心急如焚，临别时赶到苏轼的船上再次恳请。

这时，苏轼拿出这首《减字木兰花》交给她们，说：“你们拿我这首词去见太守，太守一见，便知其意。”果然，太守览词，莞尔一笑，便遂了两人落籍从良的愿望。是为苏轼与歌妓交往之一斑，从中可见歌妓为何都爱苏轼。

一个人对苏轼的了解若仅限于中学教科书上的简介———豪放词的开创和代表，那么他翻阅苏轼词全集时定然会大失所望。为什么这里总共也没有几首“大江东去”反而大把大把的儿女情长，春秋闺怨？

没错，这才是苏轼词的真相。在三百多篇《东坡乐府》中，直接题咏和间接涉及歌妓的词，多达一百八十多首。这当然遮盖不住苏轼开创豪放词的功劳，但暴露了苏轼生活的真实环境，让我们了解到苏轼一生并非一味慷慨激昂。我们也理应相信，只懂陈辫，斗争，分析的人生并非痛快滋润的人生。风花雪月中，有真谛和自由。

苏轼与歌妓确实有缘分，郑容，高莹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例。苏轼生命中第三为重要的女人———朝云，原来也是一位歌妓。

还有，才女琴操，听苏轼一席话，竟出家为尼，千载之下，犹令人唏嘘。

苏轼任杭州知府时，琴操是红极一时的歌妓。琴操曾亲手为苏轼抚琴一首，被苏轼的好友佛印称为百年难得一闻。

一天，苏轼携琴操游西湖。在船上，两人参起禅来。

苏轼问：“何谓湖中景？”

琴操答：“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苏轼又问：“何谓景中人”

琴操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

苏轼再问：“何谓人中意？”

琴操答：“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苏轼还问：“如此究竟如何？”

琴操不答。

苏轼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做商人妇。”

苏轼本拟劝琴操及早从良，不要重复白居易笔下琵琶女的悲剧，不料说者有心，听者更有心。琴操默然良久，答曰：“谢学士，醒黄粱，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了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从此琴操削去长发，在玲珑山别院修行起来。

可怜琴操伴青灯古佛没几年，便听说苏轼被贬海南，思念忧惧之下，玉殒香消，郁郁而终。琴操去世时，正青春二十四岁。苏轼闻之大恸，面壁而泣。

后来，苏轼来到玲珑山琴操修行处，重葬了这位红颜知己，并亲自写了一方墓碑。琴操墓到南宋时，已淹没在荒草之中，乡人捡到苏轼的题碑，就重修了一次。民国年间，诗人郁达夫前来寻访，又只剩下“一坡荒土，一块粗碑。”上面刻着“琴操墓”三个大字。郁达夫所见墓碑，已非苏轼所书，而是明人重修的墓碑。

诗人与歌妓之间，更多的是逢场作戏。这种人情常态却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大儒朱熹就对女人的诱惑格外恐惧。爱国名臣胡铨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后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朱熹得知后，“诚心诚意”地写了一首“劝戒诗”：

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上无知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朱熹若与苏轼生在一个时代，肯定会招来后者辛辣的讽刺和嘲讽。朱熹的前辈程颐，程颢就多次领教过苏轼的舌箭。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相反，苏轼对歌妓酒宴这类事物向来是来者不拒。若遇歌妓求诗，苏轼便毫不迟疑地在来着的披肩或扇子上挥毫泼墨。

苏轼与歌妓交往频繁，却从来没传出过什么风流韵事，在诗词中写到歌妓也是“乐而不淫”，更不想黄庭坚那样这露骨的艳诗。他只是坦然随和的与她们开玩笑，畅饮和吟诗听曲。

苏轼会赞美她们的色艺：“晧齿发清歌，春愁入翠蛾”；他会在离去之后思念她们：“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他也会同情她们的处境；“主人嗔小。欲向东风先醉倒。”苏轼从不将女人看作玩物或附属，他以文人的敏锐之眼捕捉，记录这些女子的真情实态，赞美她们的才智和情操。

情多而不乱，见美而不淫，苏轼就是这样的男子。世人通过苏轼这支带感情的笔，可以发现有那么多“风尘”中的女子，在人们看不到的角落里倔强地美丽着。这是苏轼对他们的礼赞，也是给世界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