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专访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科技董事长杨晓明：达美病毒株走上风口浪尖，中国疫苗该如何应对？杨晓明说，实验和现实世界的数据表明，现有的灭活疫苗对达美病毒具有耐药性.
最近，关于如何预防Delta病毒株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新闻详情如下：
采访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科技董事长杨晓明：达美病毒走上风口浪尖，中国疫苗该如何应对？
杨晓明表示，实验和现实世界的数据表明，现有的灭活疫苗对Delta毒株仍然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公众应该“把现在已经批准使用的疫苗全部拿走”，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自身风险和整个社会的病毒传播风险。
7月底以来，多处出现境外输入相关病例，全国疫情呈现多发、局部暴发的趋势。引发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传染性更强的三角洲变异毒株，不久前已在广东肆虐。
世界各地都在接种疫苗。为什么疫情还在反复？国产疫苗对Delta毒株有效吗？带着大家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记者《环球人物》采访了国家“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国药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这是中国生物研究所生产的灭活疫苗，也是中国上市的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
杨晓明告诉记者，实验和真实数据显示，现有灭活疫苗对Delta毒株仍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公众应该“把现在已经批准使用的疫苗全部拿走”。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我们自身的风险，降低病毒在全社会传播的风险。此外，一种专门针对delta和其他突变株的新型灭活疫苗也在研发中，进展顺利。
“我们不是老鼠，你希望别人是吗？”
简单来说，灭活疫苗就是“杀死”病毒，但保持其免疫原性。“死”病毒进入人体后，可以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使人产生抗体。
疫苗研发领域有句话，“20年20亿美元”。疫苗的研发和上市至少需要8到10年的时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这种常规被打破了。以中国生物为例，从开始科研到批准有条件上市，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中国速度”背后有太多的汗水。杨晓明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时最大的挑战是“没时间睡觉”。他要密切关注疫苗研发的方方面面，从技术路线到动物样本是否按时食用。
杨晓明的桌子上有一个纪念奖杯。下方的木质底座上写着“率先试药抗疫”，上方的玻璃框上镶嵌着他采血的画面：导管里的血液汩汩流淌，杨晓明微笑着面对镜头，右手比划着一个代表胜利的“V”。
2020年3月，在灭活疫苗第一次和第二次临床试验开始前，杨晓明已经作为中国生物第一志愿者接种了疫苗。“我们已经开发了自己的疫苗，我们害怕自己接种疫苗。别人怎么敢放心接种？我们不是白老鼠，你希望别人是吗？”
志愿者应定期采血，记录抗体数据。接种前一天采集一管，接种后第三、七、十四天采集五管。目前杨晓明已经采集了近70管，每个月还需要采集一管。“没什么，我皮肤粗糙，容易恢复。”他笑了。
2020年6月，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移至阿联酋等国。不同的国家在语言、生活习惯、监管规则、社会伦理甚至工作时间上都存在差异。杨晓明每天都会和不同国家的时差的人见面：北京时间白天是中国，前半个晚上是阿联酋，后半个晚上是秘鲁和阿根廷。
2020年12月，阿联酋公布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批准疫苗注册。数据显示，疫苗的保护效力为86%，中和抗体血清转换率为99%，可有效预防中、重度和危重症感染。12月30日，该疫苗获准在中国有条件上市，成为首个在中国上市的新冠肺炎疫苗。
“事实上，平台和技术已经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来攻克。”
在争分夺秒引领研发的同时，杨晓明还在筹划量产。“病毒筛选、病毒灭活、抗原纯化、细胞培养、疫苗配制事实上，我们的灭活疫苗平台和技术经过七八年的研究，已经实现了许多技术突破和创新。”
杨晓明告诉记者，在疫情发生前，中国生物就已经建立了全新的灭活疫苗技术和质量控制体系，生产出了“新型灭活病毒疫苗”替代传统灭活疫苗。
各种技术突破是中国在灭活疫苗方面能够“领先于人一步”的重要原因。以细胞培养为例，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细胞产量。“就像袁隆平先生种水稻一样，别人家都是500斤，而我们的灭活疫苗就像‘种一万斤’。否则，18亿的疫苗怎么打？”
中国生物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疾病预防控制所分离
新冠病毒毒株为基础，并借用了其生物安全防护三级(以下简称P3)实验室作为研发场所。双方共同培育出了可用于疫苗生产的高滴度、遗传稳定、免疫原性好的病毒毒种。
病毒灭活也有技术门槛。灭活不到位，到了人体内就会致病;灭得过度了，破坏了病毒的抗原活性，又影响疫苗效果。为了把病毒“杀”得恰到好处，中国生物研发团队设计了“一步法”，并首次使用灭活评价新方法;同时，通过“一步柱层析”大规模病毒抗原纯化工程技术，使综合工艺效率提高了125%。
不过，万事俱备，还欠一股东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极强，病毒泄漏会造成生物安全事故。因此，疫苗的生产要在P3车间进行。2020年1月，疫苗研发启动不久，杨晓明就通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选一个车间改造成P3车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时任副所长王辉办事风风火火，很快选好车间发来请示：“是否马上将原有东西拆掉?”杨晓明答复：“等一天再说。”
这一天，杨晓明要用来说服中国生物的决策团队。建造一个车间至少要投资10亿元，反对声不小：中国生物是疫苗研发的“国家队”，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研发不成功，投资打了水漂，谁来负责?
疫情紧急，杨晓明立下军令状：“我来负责!”他笃信研发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而要让疫苗真正发挥作用，阻断病毒传播，就必须实现大规模量产。最终，中国生物董事会、党委会、总裁办公会一致同意，投资20亿元用于疫苗研发生产。杨晓明立即给王辉发去指示：拆!
第二天，杨晓明向王辉问起进度。“拆了吗?”“拆了。”“这么快呀!”“我不能让你有后悔的时间。”王辉说完，两人都笑起来，异口同声道：“破釜沉舟!”
随着P3车间的持续建设，中国生物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年产能达到50亿剂。杨晓明和团队成员还配合相关部门，编制了中国首个疫苗生物安全生产设施标准和生物安全体系文件。
“做科研的，什么时候都要迎头赶上”
从1986年被分配到原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算起，杨晓明已经从事疫苗研究35年了。“80后”“90后”童年回忆里的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以下简称百白破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疫苗背后，都有他的研究成果。
为何走上疫苗研究之路?杨晓明笑言：“原因一点儿都不‘高大上’”。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当飞行员，却阴差阳错地学了临床医学。后来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才开始研究免疫学和疫苗。
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杨晓明主要参与新一代百白破疫苗研发。百白破疫苗1978年就被列入中国免疫规划，但老一代疫苗毒副反应高，70%以上的接种者都会产生发热、红肿等副反应，民众接种意愿不高，影响了国家免疫规划的实施。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有一天下班回到家，杨晓明发现女儿的小胳膊肿得跟自己的拳头一般大。“我当时就问我夫人，孩子是不是被蚊子给叮了?这个包这么大，估计还不是一个蚊子叮的，得是三个蚊子。结果我夫人说，孩子今天打了百白破疫苗。”杨晓明回忆道。
“那个疫苗就是我们造的。”女儿打疫苗的经历，进一步激发了杨晓明的攻关决心。1986年，他被派到日本短期进修，结合进修期间所学，终于在三年后破解一系列技术难题，研制成功中国首个无细胞百日咳疫苗，进而使百白破疫苗的副反应降低了10到20倍。
后来，他又历经十余年，建立起与国际并跑的联合疫苗技术体系。百白破疫苗接种率提高后，三种疾病在中国的发病率大幅下降，并在较长时间保持了低发状态。
脊髓灰质炎也是曾在中国流行、如今几乎绝迹的一种传染病。杨晓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面临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以下简称IPV)的量产难题，一部分需要进口。
“我们自主研发出IPV之前，一支进口疫苗要400元。我们开始做临床试验的时候，外国企业调价到200元。等我们研发成功、大量上市以后，国产疫苗定价35元，外国企业调成38.9元，但我们也基本不用他们的疫苗了。”杨晓明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
“你看，落后真的是要挨打的。你不会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上去。你会的时候，它的价格就掉下来。做科研的，什么时候都要迎头赶上，决不能被甩下来。”
杨晓明说，现在，中国IPV不仅能满足国内重大需求供应，还出口全球。
“中国的优势，保证了疫苗研发的成功”
回顾过去35年的科研经历，杨晓明有颇多感慨。他说自己算是干一行、爱一行，一件事决定做了就“非做成不可”。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时代，经历了中国疫苗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以前我们做疫苗就像做豆腐一样，都是锅碗瓢盆、叮叮当当。有时候技术思路有了，仪器、设备缺东少西，很难往下推进。”
杨晓明至今记得，研发百白破疫苗期间，实验室的摇床坏了，大家舍不得换，就轮班接力手动摇，连续摇上48个小时。
1996年，杨晓明受邀前往美国做研究工作，一待就是6年。期间，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一次要做一个实验，我跟老板说了研究思路以后，一星期内所有实验用品到位，我3个月就把所有工作做完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的每一天，杨晓明都尽可能地多看、多学。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疫苗技术学好，带回中国。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在中国生物实施了多项改革。
而更重要的大背景是，中国已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这是中国的优势，保证了疫苗研发的成功和速度。”杨晓明说，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疫苗研发工作，只要研发团队提出需要，“国家一定全部满足”。
他坦言，中国疫苗曾长期“跟跑”，目前正从“并跑”向“领跑”过渡。中国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是中国百年一遇的弯道超车机会。
目前来看，中国新冠灭活疫苗是全球抗击疫情考试中的“优等生”。
今年2月，《Nature》发布的一项最新调研显示，近九成科学家认为新冠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共存。未来的疫情发展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通过接种疫苗获得免疫以及病毒如何演变。当前，全球多个国家也在调整策略。目前国际上对新冠病毒的防疫策略已经从“预防感染”向“预防重症和死亡”转变。
“根据我们的研究数据，针对多种变异毒株，疫苗的有效性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杨晓明谈到了两组数据——
在实验室中，通过将已接种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人群的血清，与多个新冠病毒变异株进行交叉中和实验后发现，中国生物新冠疫苗对包括德尔塔株在内的4种典型变异株都能实现交叉中和。
7月20日，斯里兰卡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一份针对中国生物疫苗有效性的真实世界保护力研究报告显示，与早期中国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相比，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对目前发现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抗体中和活性下降了约1.38倍(下降32%)，也就是说，打了两针中国生物的灭活疫苗免疫后，对于现在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毒株仍有68%的保护率。
他表示，下一步还是要继续提高民众的接种意愿。“不接种疫苗，自身所需要承受的风险肯定更高，接种了疫苗就会大幅度的降低感染和转为重症的风险。中国疫苗很安全，要把数据和进展及时告诉民众。科学的问题，还是需要科学的解答。”
今年5月，中国生物的灭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成为首个获批的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截至目前，这款疫苗已在全球8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获批紧急使用或市场准入，接种人群覆盖196个国别，为战胜新冠疫情跑出了中国速度。
杨晓明表示，中国生物正在努力践行“将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重要宣示，在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中，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力量。
让杨晓明意外的是，今年，来中国生物应聘的应届毕业生超出往年10多倍。“人类同新冠病毒的战斗尚未结束，同疾病的斗争之路更是漫长。我们非常渴望大家加入，一起为人类健康这项伟大事业而奋斗!”
中国疫苗的征途，也是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