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最早起源在远古，传说优義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而得八卦，到神农时代出易经为《连山》黄帝时代出易经曰《归藏》，到商周时期由文王演绎64卦，并作卦辞爻辞为周易，后来到战国时期孔子与众弟子做出十翼，自此称作《易经》礼记成书距今多少年。而至今《连山》与《归藏》已经失传。现在流传的一支就是《易经》。

而仓颉造字据古籍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左史官，负责造字，呕心呖血几十年，将在先民中流传的象形文字搜集，整理起来，又受到星宿的运动趋势，龟背纹理，山川形势的启迪而造出了象形文字。这些文字一直沿用到夏商周时期未作过改动。

由此看来，现在所流传下来的《易经》是晚于仓颉造字的。应该是仓颉造字在前，《易经》在后。

礼记大学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什么不是先诚意后格物？

《大学》说的“诚意”，不是讲要端正“学习态度”的含义。

这在《大学》文中已经说清楚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什么叫“毋自欺”，就是不要如“小人”一般，没什么坏事不干，但在人们面前尽吹嘘自己多么善良。

而不“自欺”的关键，文中也说到了——“故君子必慎独也”，就是君子“独处”而无人监督的时候，也懂得约束自己，“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内心诚实，就能表里如一。

文中引曾子的话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是说，君子独处的时候，你就想有很多眼睛在看着你，许多手指在指着你，这是多么严厉和可敬畏的监督呀！

这一段话的最后总结说：“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财富可以装饰房屋，美德可以滋润身心，心胸宽广，身体也就安适，所以，君子必须要使自己的内心诚实纯净。

“诚意正心”的“正心”，讲的是道德修养，也就是“修身”的下一个问题，与“诚意”不是一回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说回到《大学》。

《大学》，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据说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所作。

文中，有引曾子原话，看来并非全文皆出自曾子笔下。

这就要说到《礼记》。

“记”，有别于“经”，应为“课堂笔记”之意。

因此，《礼记》当为儒学门生记录老师所讲课程，又加以整理，故称“记”。《礼记》，就是儒学师长讲授“礼”这门课程的“笔记”。

当然，《大学》，很可能是曾子再传讲授，因而后世才有曾子作《大学》的说法。

曾子与孔子同时。但《礼记》成书，亦在约四百年之后的西汉后期，传由“小戴”，即戴圣所编。

郑玄，坚定地持此说。其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大戴、小戴是叔侄关系。

《礼记》四十九篇，西汉末刘向分为十一类。

第一类为“通论”，包括《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共十六篇。

近代学者有将四十九篇归为三类者，第一类仍是“通论”，《中庸》、《大学》皆在其中。

所谓“通论”，即认为这些篇讲述的是“学礼”最基本的理论概述及学习要求。

或许正因如此，宋代大儒“二程”，即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从《礼记》里抽出，编次章句。随后，朱熹又将《中庸》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且将《大学》放于首篇，重新编排训释。

宋儒们称，《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也。”

“大学”，曾是三代之“太学”，是贵族从政前的基础知识学习阶段。

但郑玄不同意这种解释，他在《礼记目录》中说，“大学”是“博学”。

朱熹基本赞成这种观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其中包含“广博学习”之意，但“大人”又指贵族。

无论如何，《大学》是“礼学”或曰儒学的“初学入德之门”这个说法不错。

其更像《入学指南》或“学习大纲”，提出了“礼学”或曰儒学的基本学习要求。

总的学习宗旨，就是开篇说的三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学生的“学习目的”，也是“大学”这种学校的“培养目的”。

“明明德”，就是把正确的道德广播天下。

“亲民”，程颐认为“亲”当为“新”，是革新更新之义；朱熹认为，“亲民”是说要把好的道德推以及人，革除“旧染”。

“止于至善”，是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

在三条原则之后，就给贵族学生们提出了将来从政需要做到的“八个步骤”。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八个步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修身”则为最根本一项。

总的来说，《大学》全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确实是极好的“学前动员”，亦不乏可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