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知道吗，牡丹被尊为国花，不过是几天前的事情。
据报道，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迄今尚未确定国花的大国”，与“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和国际地位不相称。
2019年7月15日，中国花卉协会在中国林业网、中国花卉协会网站和“中国花卉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出《投票：我心中的国花》，向公众征求对我国国花的意向。广大公众对国花高度关注，积极踊跃参与。
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时，投票总数362264票。投票结果统计显示，同意牡丹为国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占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为国花的占12.30%；第三名，同意兰花为国花的占2.48%；第四名，同意荷花为国花的占1.89%。而同意菊花、月季、茶花、桂花、杜鹃、水仙等为国花的选项，投票赞成的比例均不到1%。
中国花卉协会现综合各方意见，推荐牡丹为我国国花。
自此，中国国花才确立为牡丹！
相信你对此一定十分惊讶，其实不只是你，大部分网友也是如此感受。
欲推牡丹为国花，有网友震惊“我一直以为牡丹本来就是！”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
我们的国花——牡丹
唐代之前医药学家认知、记载的“牡丹”或许并不是唐代之后画家描摹、诗人歌颂、药书记载的那一朵朵、一丛丛艳丽的“牡丹”。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日本学者久保辉幸考证，南北朝时期药书所说“牡丹”（又称“吴牡丹”）应该是紫金牛属植物“百两金”（Ardisia crispa）、紫金牛（Ardisia japonica）之类，而唐代之后一直到今天大家熟悉的是芍药属植物牡丹花（Paeonia suffruticosa）。
从植物学角度来说两者归属不同，枝、叶、花、果的形态差异很大，紫金牛属植物的花朵小，并不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两者只有根部有些类似，都呈红色。关键的证据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道士、医药学家陶弘景的著作《本草经集注》说巴戟天（Morinda officinalis）这种巴戟天属茜草科植物 “状如牡丹而细”，而它与芍药科牡丹在外形上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古人却认为两者相似，这证明陶弘景所说的“牡丹”和今天的芍药科牡丹应该有很大差异。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的《游名山记》佚文中也说江南“竹间水际多牡丹”，而芍药科野生牡丹主要生长在中国西北部，在江南湿暖环境下不可能野生成活。
初唐《新修本草》记载，“京下谓之‘吴牡丹’者是真也。今俗用者异于此，别有臊气也”，可见唐代初年官方正统医药界还认为用作药材的正牌牡丹是 “吴牡丹”—长在江南吴越之地的紫金牛属植物的红色根部，而中原不容易得到江南之物，民间医生就用长安周边野生的、根部也发红的芍药科属植物冒充入药，但和“吴牡丹”不同的是芍药科植物根部的芍药酮会散发明显的臭味，官方医生用这个特点辨别真假。唐初中原地区民间采药贩药的人只是让芍药科牡丹冒充“吴牡丹”之名入药，而真正让芍药科牡丹大翻身成为观赏花木并完全侵夺“牡丹”名称的是女皇武则天。
明代小说里杜撰说女皇武则天曾在冬天下诏百花必须连夜开花，独有牡丹拒绝，这当然荒诞，但倒也关联一点真实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武则天的确是第一个欣赏芍药科牡丹的著名人物。她的家乡山西并州的寺院多种植这些野生的牡丹用来观赏，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权后她命人将牡丹移栽入洛阳的上林苑，带动权贵富豪乃至一般百姓纷纷在自家庭院种植，每到暮春时分各处花圃就成为游人聚集流连之处，这便成为洛阳的时尚盛事。之后唐玄宗则把这种风尚引入长安，唐代笔记小说《松窗杂录》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皇宫沉香亭畔牡丹等鲜花盛开的时候他诏来翰林学士李白写“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这样的助兴诗歌传唱。当时洛阳人宋单父善于种花，曾应唐玄宗之召在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各不相同的牡丹。“木芍药”—芍药科牡丹—的流行和大量种植改写了人们原来的认知图景，宋代以后药书里牡丹已经成为芍药科牡丹的专名，之前药书里的正牌紫金牛属“吴牡丹”反倒被排挤，只能叫“百两金”这个俗名了。两者的“混杂误认”“名称交换”与医药经济的发展、南北分隔、统一与知识的建构、权力与时尚的互动紧密相关，可见其关涉的“文化”的形成之奥妙。
而在南北朝之前，1972年甘肃武威东汉古墓出土的医简中已有“丹皮”入药治疗“血瘀病”的记载，用红色的药物治疗有红色症状的病，这可能和当时影响很大的“五行”“五色”观念有关，或许可以参照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中总结的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进行解读。东汉人编纂的《神农本草经》里也提到“牡丹”，具体指哪一种药材、植物并不是特别清晰，还提到其别名“鹿韭”“鼠姑”，可见是当时常见的野生植物，还没变成权贵院子里的植株。
就现代植物分类学来说，牡丹属于芍药科芍药属植物，野生的好多种芍药属植物在亚、欧、美洲都有分布，中国是最早进行人工栽培的国家之一。唐代人们把牡丹和芍药加以区分，大概把花朵大、枝干高的叫作“木芍药”“牡丹”，把花比较小、花期稍晚的草本蓄根植物叫芍药（Paeonia lactiflora）。后来也有人把类似牡丹、在秋天开放的芙蓉花叫秋牡丹，按现在的植物学分类来说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古今文人谈及芍药花时喜欢追溯到《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 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对春秋时候的郑国人来说，农历三月上巳节正值河水解冻、万物萌发，人们在这一天到溱河、洧河边泼水求吉，希冀用香草祛除不祥。这期间也是青年男女嬉戏恋爱的日子，已婚和家有丧事的除外其他人都可以去参加。自然，这位女孩的心也像哗啦啦的水流荡漾起来，她按捺不住去叫心爱的男子一起去河边看热闹，男子开始还故意唱反调逗弄，女子情急之下说河边人来人往乐趣多多，于是他们就一起去玩，临分开时男子还送一种叫“勺药”的东西作为爱情信物。
《牡丹》，清代，纸本设色，赵之谦，辽宁省博物馆藏
古代的道德家说这个地方的民风恶劣才有这样直白的民歌，可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实在算不了什么，比现代人在情人节的各种造作言辞清淡多了。可是这对两情相悦的男孩女孩相赠的并非今天我们熟悉的 “芍药花”，而是那时候流行的某种香草植物，可以留存萦绕的香气显然要比仅仅盛开一时的鲜花更绵长美妙。
大概是在汉朝人们才用“芍药”这个名字来定义我们现在看到的多种芍药属花木，那时候长安就有人种植芍药，晋代已有重瓣品种出现，这期间牡丹还没有从芍药中分化出来。唐代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些植物的观赏性，尽力想让它开大花、提早开放，于是不断选育，分化出两个不同的系列：花朵更大的牡丹的叶子宽，正面绿色背面有点黄绿，而芍药的叶片狭窄，正反面均为黑绿色；牡丹的花朵着生于花枝顶端，多数每个枝头就一朵，而芍药的花可以生在枝顶或者叶腋，往往好几朵在一起；牡丹的枝干比芍药矮和粗，过冬不会枯死，而芍药露出地面的茎不能越冬，只有埋在土壤中的纺锤形块根还维持生命，等到来年早春重新抽出新芽长出地面；牡丹一般在4月中下旬谷雨前后开花，而芍药开花要晚两周。所以江南有“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照看芍药”之说。
花大、色艳、香浓的牡丹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盛极一时，芍药只好屈居下风，留下小牡丹这个别号。隋唐以后扬州以芍药花出名，宋代人有“洛阳牡丹，广陵芍药”以及“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的说法。回头再看牡丹和芍药的分化过程，就像月季和蔷薇的分化一样，当人们在园林种植、欣赏某种植物，就有相应的制度—无论是皇帝的命令还是权贵富豪的购买—激励人工加速培育进程，然后随之产生知识上的不断细化和深化发展。对观赏植物进行选育、嫁接时，花朵变大、花色增多、开花期提前往往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唐代牡丹的品种出现大爆炸，就是因为那时候牡丹价格昂贵，“数十千钱买一棵”，顶得上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量，这给了花农们足够多的动力。而芍药可能还主要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培育方面的改进要慢很多。
既然武则天、唐玄宗以下的权贵富豪如此欣赏牡丹花，那花农也就不断培养选择那些世人欣赏的特性，比如花大色艳、芳香浓郁，不断栽种、选育、杂交，让它们在花园里争奇斗艳。和牡丹一样花朵娇艳的荷花没有引起如此狂热的爱好，按照刘禹锡的说法是“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指荷花）净少情”，可是我宁愿从季候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北方的长安来说，每年农历四月牡丹开的最盛的时候，也是可以脱掉臃肿的冬衣、穿得漂漂亮亮到户外冶游的时刻，人们怀着欢快的心情面对花木和世界。
李唐王室崛起于关陇黄土塬上，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洛阳一带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适宜牡丹生长，在这里生活的王室权贵和江浙士人爱好不同，后者对芍药属的牡丹就没有如此欣赏。当然也有审美文化上的原因，当时皇家钟爱艳丽的色彩，对金、碧、紫的刻意追求表现在他们的壁画、仪仗、衣服甚至画在脸上的“红妆”上，鲜艳的牡丹也比梅花之类的小花适合映衬当时宏大的宫室、仪仗。每到暮春，长安、洛阳的人们摩肩接踵去观看牡丹花开，白居易诗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显然从皇室到民间都追捧它，于是也刺激了种植业的发展，“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据说当时还有人把牡丹嫁接在椿树上，高丈余，可于楼上赏玩，称为“楼子牡丹”。
唐代以后最负盛名的是洛阳和菏泽的牡丹。欧阳修、司马光都称颂过洛阳的牡丹，在北宋的时候与扬州芍药齐名并称“天下第一”。虽然牡丹是武则天首先下令在洛阳引种，但文人却刻意贬低这位女皇的作用。宋人高承《事物纪原》说：“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天下。”执意要在牡丹的富贵寓意之外再增加劲骨刚心的象征精神。现在洛阳、菏泽仍然以牡丹种植著称，也各自有旅游项目“牡丹节”，都弄得无比盛大，我曾经去参观过菏泽牡丹节，几百种牡丹的确有让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如“酒醉杨妃”的红装素裹，“姚黄”的端庄典雅都很可观，至于粉紫同株的“粉二乔”、随着花期变色的“娇容三变”就有点过于刻意新奇了。
古人喜欢用颜色、形态、结构类似的东西来比喻性地命名牡丹的品种，撇开花的样子不说，光是“庆云黄”“玛瑙盘”“御衣黄”“淡鹅黄”“观音面”“醉杨妃”“睡鹤仙”这些名字就够人遐想的。从《洛阳风土记》的记叙可以看出来，诸如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都是当时富家大族以养花为风尚催生出的产物，他们竞相培植新奇品种，诸如“姚黄”“魏紫”这样的新鲜品种会在几天内名动全城，“姚黄”当时珍贵到一年才开几朵花，想必要比今天手工精制的宾利汽车还珍稀。
观赏的芍药科牡丹据说是9世纪初由空海和尚从中土传入日本，主要栽种在佛寺和达官显贵的苑囿中，也如唐人作为“富贵花”来欣赏，到德川时代才扩散到民间。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嫁接选育出“寒牡丹”等新的品种，后来欧洲人也是首先从日本引进牡丹品种。20世纪前后这成为日本花木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曾大量出口欧美。至今日本东京的安部牡丹园，奈良的长谷寺、石光寺，须贺川牡丹园，新西井大师牡丹园等还以牡丹花著称，每年四五月间是赏花的热闹处。欧洲人最早了解牡丹花、芍药花是在从中国进口的丝绸和瓷器上所见的装饰图样，直到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来中国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牡丹，回国后还曾公开报道。大约在1786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主管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看到报道后就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杜肯（Alexander Duncan）在广州帮忙收集牡丹，第二年送到了邱园。1789年便有一株开出了高度重瓣的“粉球”牡丹，这是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牡丹花。
19世纪英国又引进过中国其他品种的牡丹，但牡丹没有如月季、山茶、菊花一般受到更广泛的欢迎，也许是因为它缺乏菊花那样集中、高饱和度的色彩，分散的花形也没有月季那样的冲击力和持久性。倒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从欧洲、日本大量进口牡丹在公私花园种植，植物学家和园艺家桑德斯（A. P. Saunders）还成功地把黄牡丹和紫牡丹与日本牡丹品种杂交，获得了一批从深红、猩红、杏黄到琥珀、金黄和柠檬黄等不同颜色变化和组合的种间杂交后代，选育出70多个新品种。但牡丹似乎并不适应美国大多数地方的气候、土壤条件，反倒是芍药非常适应当地的环境，种植和使用更为普遍，芍药鲜切花常被用于婚礼等重要场合。
以上内容选自《花与树的人文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