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句话说，在所有拥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中，对荣辱感的认识——对君子之道的认识，使婚姻制度得以确立，婚姻制度又使家庭得以确立。

　　在孔子以前很遥远的时代里，中国已经流传着一套未诉诸文字的君子之道，它被称作“礼”——礼仪、礼节、礼俗。

　　后来，出现了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立法者——周公（公元前1135年）。他在孔子之前，最先明确、定型并制定了形成文字的君子之道——关于得体的行为方式的法律。这部由周公制定的第一部形成文字的君子法，就是著名的《周礼》，即周公之礼。它或许可以被视为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类似于前基督教时代犹太人的摩西法典，它是中国人的“旧约”。正是这套周礼——书面的君子之道，第一次在中国确立了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中国人至今仍将婚姻的圣礼称作周公之礼：周公的礼仪之道。在神圣的婚姻制度的基础上，前孔子时代的宗法体系使中国人建立起了家庭制度，令中国人的家庭得到了稳定、持久的维系。

　　周公

　　在孔子以前的宗族信仰里，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受婚姻的圣约所约束——受周公之礼约束，必须绝对遵守婚姻的盟约，确保这一盟约神圣不可侵犯。

　　孔子在他所教导的儒家信仰中，对上述宗族制度作了新的阐释。换句话说，孔子在其教导的国家信仰中赋予了君子之道以新的内涵，使其适用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宗族制度确立了婚姻的圣约，而孔子在赋予君子之道以更新、更广、更深刻内涵的同时，确立了一种“新约”。孔子所确立的这种新的圣约，不再被称作礼仪的“礼”，而被称作“名分大义”，通过确立这种名分大义，孔子为中国人创立了一种国家信仰。

　　在孔子以前的宗族信仰里，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受婚姻的圣约所约束——受周公之礼约束，必须绝对遵守婚姻的盟约，确保这一盟约神圣不可侵犯。与之相类似，在孔子所树立的国家信仰下，君主和臣民之间受“名分大义”这一新圣约的约束，必须视宣誓效忠的盟约为神圣不可侵犯，并予以绝对遵守。简言之，孔子所确立的这种新的圣约——名分大义，就像早于他的时代所确立的周公之礼，是一套关于忠诚的圣约。孔子正是以此赋予了君子之道以新的、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内涵，赋予了旧的宗族信仰以新的内涵，将其升级为国家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