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财政制度构成和财政收入的来源》
公元7世纪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吐蕃王朝开始不断兼并周边政权，并向着帝国的方向迈进。
在不断兼并邻邦的过程中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吐蕃原有的政治格局也随之不断变化和调整，一批旧权贵因此消失，新权贵不断出来。
当松赞干布登基后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必须迅速对旧有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
一、吐蕃政治体制的调整。松赞干布时期颁布了，以“基础三十六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规划。
其中，“六大法典”的第一项“六六大计法”（又译“万当十万之法”），便是将吐蕃领土划分为具有军事和行政双重功能的“四茹”(后形成“六茹”)、六十一个“东岱”。
在四茹的划分中：
卫茹，以拉萨大召寺为中心；
约茹，以雅隆昌珠为中心；
叶茹，以香地雄巴园 (现在的南木林雄雄)为中心；
茹拉，以赛地方的杜尔巴纳(萨迎赛区)为中心：
被吐蕃征服后的苏毗、象雄，分别设了苏毗茹和象雄茹。
茹一级行政体制的设立，打碎了之前小邦国的疆域，将整个吐蕃领土置于王室权利的管控之下。
从经济意义上说，“茹”的首领“茹本”由王室任命，在相应管理地区拥有财产支配权，并承担相应义务。
同时，在每“茹”下又封十六个地方官，四茹总有六十四个地方官。这些地方官具体负责辖区的经济社会事务。
针对在建立吐蕃王朝期间有功的贵族，王室还赏赐了十八个“采邑”。
从各大贵族“采邑”所处的地区上分析，没有与在“茹”下的十六个地方重合，显然采邑并没有占吐蕃大量的地盘，也不是吐蕃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除此之外，“茹”下还设有偏向军事功能的“东岱”（千户），总计六十一个。
“东岱”以部落为基础来划分，每一个东岱的属地就是各自东岱的兵源区，负责为军事行动提供有组织的士兵来源。
需要注意一点，吐蕃的军事、行政结构，是纵向隶属关系和平行交叉关系的混合体。“茹”与地方官、地方官与采邑封地，为纵向隶属关系；而地方官与“东岱”，则是平行交叉的协作关系。
由“茹”、“地方官”、“采邑”、“东岱”构成的混合管理体系，非常有效的削弱了部落贵族的势力，将部落和各酋长都纳入到统一的轨道中，使吐蕃王室的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巩固。
二、吐蕃财税制度的形成虽然，松赞干布生前制定了一系列财政、社会组织、官僚体系和军事制度（“六六大计法”、“十万金顶具鹿法”、“内府家法”等）。
但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吐蕃王朝草莽初创的时期（“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旧唐书·吐蕃传》）。松赞干布生前，吐蕃王朝的制度并没有彻底完成。
禄东赞主政期间(公元650-667年) ，又对松赞干布制定的律条，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增订。
首先，他主持了大规模的户口清查，详细统计吐蕃国内的人口数量；
其次，在掌握了户口数量的基础上，加强了赋税的统一摊派与征收；
最后，他还用“议盟”的方式实施了，“大料集”的财政征集行动。
（“议盟”是吐蕃用以平衡君臣、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一种商议方式，按照吐蕃律条“一年小盟，三年大盟”。“议盟”讨论时，涉及议题广泛，贡赋征收是主要内容之一。
而“料集”与“征税”往往一起发生，说明征税是“料集”的主要内容之一。）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记载:“及至牛年(公元653年)……大论东赞于‘枯’定牛腿税。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
公元654年，吐蕃“区分桂和庸，为大料集而始作统计清查”。
公元673年，噶尔东赞之子赞聂多布与钦陵召集议盟，并在牧区行大料集。同一年在“董”之虎苑集会议盟，并制定“岗顿”的赋役方法。
由以上三条，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吐蕃王朝的财税制度存在一个逐渐完善并加强的过程。大多数西藏教法史料认为的，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完成于松赞干布之手，是对西藏制度建设的一种误读。
之后，吐蕃王朝的财税制度依旧在不断发展之中。分别于公元708年，对平民加征了“黄金”税。
726年，又开征了“宫廷直属户”的赋税，据学者推测开征王室所属封地的赋税，可能意味着之前册封的十八个贵族“采邑”，也被纳入了国家税收的范畴。
746年，吐蕃赞普还曾诏告全国，宣布减轻属民负担的赋税任务。
这说明赤德祖赞时期，吐蕃已出现属民赋税过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减税政策减轻负担。
但之后三位赞普（牟尼、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在吐蕃大力推动佛教普及化运动，甚至可以称为“暴力弘法”。
与之相配套的，实施了“三均富贵”、“四大供”、“七户养僧”等制度，所有吐蕃国内僧人都由专属属民供养，且寺院所属田产、牧场不在国家征税之内。
这些弘法制度实施几十年后，吐蕃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经济濒于崩盘。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两年后，被迫开始推行抑制佛教发展的举动，即所谓“灭佛”。
纵观吐蕃王朝的历史可以看出：
1、吐蕃的财政问题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财政问题中赋税又是中心所在；
2、吐蕃财政与吐蕃局势存在紧密的关系，吐蕃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吐蕃的财政问题；
3、寺院与僧人集团的利益，给吐蕃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致使吐蕃的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诱发了席卷全国的属民暴动，彻底颠覆了吐蕃王朝。
三、吐蕃财政收入的组成吐蕃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大概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税赋、贸易、贡赋和战争掠夺。
1、吐蕃的税赋收入。
吐蕃王朝对国民征收的税赋收入，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赋税主要由“农牧税”和“其他杂税”两部分组成。
早在松赞干布时期颁布的“十万金顶具鹿法”，便确定了“畜牧计量法（吐）”和“农田计量法（突）”。
同时还规定，“为奉养国王，众臣必须努力工作，庶民必须按期缴纳土地、牲畜税”。
在缴纳税赋的人群中，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层，除非赞普特别准许，都必须依法纳税。其中，赞普封赐给贵族的采邑，也在国家税收的范畴之内。
在《贤者喜宴》中记载：“朗萨财王、泥婆罗铜王、苏毗铁王和门地娱乐王。自立王位，但征收税赋献给吐蕃王，因此他们也属于吐蕃之臣民。”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便是吐蕃赞普特别颁布，准许不纳税的召命。例如，赤德松赞时期曾颁给工噶布的诏书（“第穆摩崖石刻”）记载：“工噶布小王之奴隶、土地、牧场，迩后决不减少，亦不摊派官府差役，不科赋税，不征馈遗；在其境内所产之物中，以酿酒粮食青裸、稻米任何一种(奉献)均可；而骚送之役，不得远延。”
可见吐蕃王朝时期，曾有过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免除赋税的政策。
对于一般的庶民来说，吐蕃的农业税（“突”税）以两头牛一天所耕土地单位来征收的赋税，类似于地租。一般以缴纳实物完成，如：青棵、小米。
按吐蕃简牍记载，各地征税的额度不同，河陇地区的农税比例为成比率的百分之五十，而新疆鄯善地区的吐谷浑部落为百分之六十。
庶民还需上缴户口税（人头税），简犊记载对吐谷浑部落每户征收五升青棵。（藏升约等于现在十斤左右）
除税收外，庶民还需服徭役，为国家无偿进行劳动。
《弟吴宗教源流》记载:“权威判决法”规定，在修建王陵时，男丁一天不来罚一只山羊，女子一天不来罚一头驴。
对于牧区的庶民，他们需承担畜牧税（“吐”）。吐蕃对参与畜牧业的人群有非常详细的分类，《弟吴宗教源流》记载吐蕃有七牧人，为洛昂牧马人、达木牧牛人、热卡牧山羊人、卡尔巴牧绵羊人、桂氏牧驴人、恰氏养狗人、俄氏养猪人等。
这些“七牧人”上缴“吐”税的征收单位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吐”是缝制一张皮袍所需的牲畜皮张数；
另一种观点认为，“吐”是计算成年牲畜的方法，即羊为一岁以上、牛为三岁以上、马为二岁以上即叫“吐”。
不管哪种观点正确，从畜牧人员详细的分类可以看出，吐蕃官方对出产马匹、肉、奶的畜牧税收，极为重视是一定的。
除农牧税收外，吐蕃王朝还有其他杂税税种，包括金银税、酒税、关卡税、草税、马料税等。其中，吐蕃王朝的金属冶炼和制革技术相当发达（盔甲制造技术）。《弟吴宗教源流》中记载，“当时有六匠人，即格尤为铁匠、卡日为鞍匠、沙为弓匠、热夏为剑匠、恰氏为恺甲师、冲子为天师。”
在《旧唐书·吐蕃传》也记载着：松赞干布时，禄东赞曾向唐朝进贡一只金鹅。“其鹤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科”。
另外，在阿拉伯史料中记载，西突厥苏禄曾被神箭手直接射中面门，但他穿着吐蕃恺甲，因而没有受伤。
由此可以看出，吐蕃王朝时期军队的所穿的铠甲不但供应自己的军队，还能出口给盟友。
吐蕃铠甲复原
2、吐蕃的贸易收入。一般意义上认为，吐蕃国境四周山川阻隔，交通困难，似乎理所应当是处封闭之地。
但其实，吐蕃与周边各地的交通古已有之。除了前面提到的铠甲出口，吐蕃还向外域大规模出口食盐。
自古以来，藏北地区便盛产食盐。《隋书·西域传》女国条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
《柱间史》中也记载：(朗日松赞时)“在次邦之山找到黄金，格日之山找到银子，长布之岩上找到铜，热格之山和岩上找到铁，北方的魂湖找到盐”。
因此，从阿里地区向北往新疆南疆地区、向南往天竺地区贩卖食盐，交换粮食等物资的商业往来应该比较频繁。
另外，在波斯和大食的文献中，只要提到麝香必然要提到吐蕃，甚至远在欧洲的贵族，也知道吐蕃麝香质量上乘。
而这些“吐蕃麝香”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云南和川西，因此以吐蕃为中心的“食盐之路”、“麝香之路”、“宝石之路”、和“吐蕃丝绸之路”，是沟通东亚、西亚、南亚交通网的一个组成部分。
3、吐蕃贡赋收入吐蕃王朝在其二百年的历史中，和周边地区各政权产生很复杂的关系。其中，既有与唐朝的战和不定，也有与南诏国的结盟破盟，还有先联合后吞并，以及吞并后的羁縻州管理。
因此，与周边各政权间互相赠礼纳贡，也是吐蕃的收入来源之一。
《册府元龟》记载:“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即位，吐蕃赞普弄赞（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封海西郡王。弄赞因致书长孙无忌云:‘上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减之心者，请勒兵以赴之。’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前，以表其诚。于是进封宾王，赐彩三千段。乃刻其形象，列于昭陵阀之下。”
同书，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条记载，吐蕃遣使请和，唐朝以“杂彩两千段赠赞普，五百段赠赞普祖母，四百段赠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缎全达延，一百三十段赐乞利徐，一百段赐尚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也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进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曾母，二百段赐可敦。”
《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书李皓，持节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规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
唐蕃间的国家关系，并不仅表现在战场争霸，其间还保有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
在两国二百多年的交往中，双方遗使来往共290余次，其中唐使入蕃100多次，蕃使入朝180多次（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
吐蕃对唐的礼物主要为金银器、药材、马匹等几类，而唐对吐蕃的馈赠则集中在绢帛、陶瓷器皿和技术输出。
此外，当吐蕃和南诏结为兄弟之国后，吐蕃在通向南诏的道路上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今丽江市塔城乡），并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之后，云南的贡赋和物资大量流入吐蕃。史料上可见南诏曾入贡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赕[dǎn]马、统备甲马等物。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中还记载:“(松赞干布)其时，天竺、汉地、仲格萨尔以及大食等边地诸王，闻听化身王松赞干布，年少即能依教法治理政事之神奇事迹之后，他们便从各自地方献来赋税、礼品，以及岁贡，又献很多宝画书信。”
必须得承认，史料中关于各政权间贡赋的记载相当稀少。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吐蕃王朝至少和周边政权中的唐、南诏、川西诸羌、吐谷浑、泥婆罗、天竺、勃律等国家存在贡赋关系。
神川铁桥位置
4、战争掠夺的收入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发展。因此，对外扩张补充国内经济供应的不足，成了吐蕃王朝的主要国策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蕃王朝二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外扩张的历史。
在不断的对外扩张中，掠夺占领区的资源，以战养战，成了吐蕃获取财物和资产最快捷的方式。
因此，史料中有关吐蕃军事行动的记载，通常也伴随着吐蕃军队掠夺奴隶、财物、地盘等情况。
早在633年（贞观七年），禄东赞便率军攻打吐谷浑，“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吐蕃又趁尼婆罗内乱之际，出兵扶持自己支持的王子上位。之后，尼婆罗国羁縻于吐蕃治下，甚至一度泥婆罗王都由吐蕃王室成员担任。
安史之乱后，河陇唐军无力抵抗吐蕃军队。《旧唐书》记载：“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
这种每至麦熟吐蕃即来抢粮的局面，在唐朝边军中称为“防秋”。
《敦煌吐蕃文献》中还记载: “墀德祖赞之时，赞普亲自出征，夺取唐境土，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庶民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
由上述记载可知，吐蕃军事行动与抢掠资源是紧密联系的，甚至有些军事行动就以掠夺为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吐蕃王朝的特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松赞干布只能算是肇始者，而不是集大成者。但他倡导的，度量衡标准化、赋税规范化、官吏专业化，无疑为之后赞普指明了方向。
也正是吐蕃在制度建设上的不断探索和改进，在促使一个草创几十年的政权，能够迅速在亚洲腹地崛起。
但必须要看到，以高原上困顿的生产能力，支持一个大帝国的运转是不可能的。因而，吐蕃王朝只能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之路。
但战争的收益只能在一段时间内，缓解吐蕃国家经济的压力。一旦唐蕃陷入拉锯战，战争本身的巨大消耗便足以拖垮吐蕃。
唐蕃战争后期，曾一度导向吐蕃的南诏国和川西诸羌，不堪忍受无穷无尽的征税和兵役，纷纷再次投向唐朝。这足以证明，吐蕃已陷入战争收益不足的泥潭不能自拔。
另外，连续几位赞普狂热的崇佛举动，更让本就岌岌可危的吐蕃税收更加雪上加霜。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濒于崩盘，就算边关将领各个都是孙武复生，云长转世，也阻挡不了王国末日的到来。
参考书目：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东嘎洛桑赤列；
《弟吴宗教源流》_弟吴贤者；
《王尧藏学文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制度文化研究》_王尧；
《西藏通史一松石宝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
《吐蕃时期政治制度研究》_麦如·玉拉太；
《吐蕃经济研究》_格藏才让；
《吐蕃经济研究》_高玉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