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耳创海南岛方言数量之最？部分字眼正在消失
发布时间：
2012年12月24日12时02分
稿源：
南海网
神奇儋耳缘何绽放方言奇葩
儋州南丰镇黎族、苗族同胞欢庆传统节日“三月三”。海南日报记者程范淦摄
客家人聚居的那大镇新居村。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况昌勋见习记者范敏通讯员郭树护
自从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设立珠崖、儋耳二郡，不断有人口迁入海南。有趣的是，不管之后行政建置和地名如何变更，“儋”字都从未离开儋州，“儋”字似乎有着“承担”和“担待”之意，多少年来，儋州接纳了形形色色的移民，也承载着各式各样的方言文化。
儋州移民时间跨度长、层次复杂、区域广，融合了军屯文化、客家文化、骆越文化、壮乡文化和闽南文化等。这些文化的载体正是活生生的语言和方言，如一朵朵奇葩，绽放在海南岛西部这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热土———儋耳大地。
每个人，都有一种“母语”方言，而这种方言，往往涵盖了这个人的性格、爱好，习惯。
“宁卖祖宗田，勿忘祖宗言”，这是客家人的一句名言。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寻根”情结，在移民群体中更为浓厚。所谓“寻根”，就是对“祖宗文化”(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一种继承。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就被一代代移民群体所传承下来。这也就是儋州市至今还能见到多种方言共存的景观。
群体聚居延续方言
儋州是一个古老的移民城市。夏、商、周以前，儋州仍是荒服之地、骆越之域，从汉代开始，儋州移民现象延续了20个世纪。任何时代的移民，都与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保留着固有的传统文化。
儋州的移民时间跨度长，层次复杂，区域太异，明显的移民文化包含了戍边军人文化、客家文化、骆越文化、壮乡文化、闽南文化等。儋州本地文化人谢有造认为，移民群体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对自身文化的认可与尊重，让其母语方言一直延续下来，不至于被强势语言所侵蚀。
任何语言和方言都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用儋州话演唱的儋州调声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它是操儋州话的儋州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一，也是他们娱乐、交友、恋爱的途径之一。直到现在，儋州调声仍然深受讲儋州话的老百姓的喜爱。
而居住在和庆镇一带的临高人保持其壮乡文化，喜唱临高话渔歌，爱看人偶戏。同样，从潮州和肇庆的恩平、开平来的老客新客移民，至今仍然保留唱客家山歌，吃梅菜扣肉，住围屋等习俗;此外，操军话的“军人”，操海南话的，以及操黎话、苗语、白话的群体都有自己的民歌山歌。
谢有造说，以前，调声、山歌、民歌，是各个群体聚集交流的手段，也是男女之间恋爱结婚必备的条件，不论男女皆习各自的山歌民歌。也就是说，一方面，方言成就了各群体的特色文化，另一方面，特色文化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各自的方言。
海南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刘剑三认为，儋州多种语言共存还得益于群体聚居，如果杂居分散的话，语言会随着时间变弱。
从儋州版图来看，操儋州话的主要居住在三都、峨蔓、木棠、光村、海头、排浦、新州等沿海地区，因此过去儋州话也被称为“海边话”;操军话者则主要居住在“城市”，分布在中和、王五、那大等墟镇之内;操客家话者主要分布在南丰、兰洋等南部山区;黎族苗族也主要居住在靠近黎母山的南部山区;操临高话者，分布和庆镇;操白话者，集居在抱舍、洛基等村。
即使在语言复杂的那大镇，各种方言群体也保持各自的村落。操军话者居镇墟，其外还形成了三条语言街，分别是“梅县街”、“临高街”、“儋州街”。据那大老人讲述，在解放前那大镇有三所小学，分别用客家话、临高话、儋州话讲学。直到现在，那大第二小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客家方言区，那大四小的学生主要来自临高方言区，那大五小的学生主要来自军话方言区。
在融和中共存
从那大镇驱车向南，行径在茂密的树林下，经过八一农场，就到了雅星镇，这里居住了黎族和操儋州话的汉族。清晨，走进村庄，黎族妇女们带着竹子编制的斗笠，唱着黎歌，上山割胶去了。
“在雅星镇，黎族妇女们除了唱黎歌，还会儋州调声。”雅星镇调声队负责人李英姐说，同样，儋州调声在雅星镇带有浓厚的黎音，被人称为“黎音调声”。
有专家调查发现，毗邻汉民族居民的黎语音调中和低沉，音尾较长;深山黎居民的黎语音调较高亢，音尾平短有力。而在南丰镇地区，黎族因与客家人相邻，黎族人兼通黎语与客家话，其语音语调受到客家话的影响。
在兰洋镇番打苗村，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番景象。
“太阳那么辣，路又不好走，走路的姑娘你歇一歇，请问你姓什么?”这是一首客家山歌，但是演唱者却是儋州兰洋镇番打村苗族人盘珍忠。20年前，他就用这首山歌，娶到了一位客家姑娘为妻。
盘珍忠告诉记者，番打村，地处兰洋镇山区，与黎族村庄番雅村和客家人聚居区南丰镇相邻，村里很多人都会唱，黎歌、苗歌、客家山歌，三种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黎话、苗语、客家话，三种方言，在这里是必学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番打村的苗话也就借用了一些黎话和客家话。
在儋州话中，也有借用其他方言的现象。“四”读音一共有6种。一读“dei”，二读“ding”，三读“di”，四读“chuong”，五读“二双”，六读“shi”。儋州方言研究专家吴英俊认为，其中“di”就借用了海南话中的“四”读音，读音“shi”又与军话中的“四”的读音相似。
互相借用的现象在名词中更多。例如，儋州话说“鼻子”叫“k‘at”，与黎语相近;把“香蕉”叫“番椒”，与客家话一样;把“桌子”叫“台”，与白话相同。
正在消失的“字眼”
儋州市居民郭树护还记得，2002年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回儋探亲时，操一口标准儋州话，跟家乡父老们寒暄，“还带有浓厚的北岸口音”。阮次山，4岁时就随父亲阮中岐移民美国，直到2002年才第一次回儋探亲。阮次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儋州人，中国情怀一直未变，也不会忘儋州话。
这是移民对自我文化的一种保护与尊重。然而，随着发展，居住在儋州本地的人，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一些方言的传承也受到了挑战。
“特别是儋州话中的字眼读音，出现失传的迹象。”今年83岁的儋州方言研究者吴英俊说，儋州话是一种“双轨制”的语言，分为口语和字音，口语主要用于日常用语，而字音主要用于吟诗作对等读书。
吴英俊说，“字音”的读音类似于军话，但是与军话在平仄上有区别，解放前在县府所在地新州镇上学，教师会教授学生“字音”来读书，吟诗作对也是用字音来检验平仄。
相传，字音是苏东坡所教。也有人认为字音即军话。吴英俊经过研究认为，字音应该形成于宋代，而军话是16世纪初朝廷派兵戍儋传入的，字音即军话并不准确。
“唐代、宋代有官员和文人相继在儋州设学传习中原文化，而这些官员大部分来自广西，操西南官话，所以教书时就用西南官话，也就是字音，而操军话者也是广西来。”吴英俊认为，字音和军话同属于西南官话，但是传入时间不同，受环境影响，所以在音调和平仄上有所不同。
“我也只学过七年的字眼，很多生僻字都不知道怎么读。”吴英俊说，现在随着教学都用普通话，而操儋州话者日常交流也只用口语，懂字音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70后、80后的年轻人几乎就没有学过。吴英俊的几个儿女现在也都不懂字眼了。
此外，古时因“军话与官长相通”“城市通行”，所以很多农村人为求上进，皆习军话。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军话已经失去了其优越性，普通话作为新的城市语言开始流行。儋州市民唐诗圣说，现在当地人越来越多地不是教小孩学军话而是学普通话。
海师大中文系教授刘剑三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方言流失也会让特色民族文化流失，应该提高保护方言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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