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爱智人生｜和李醒民一起认识科学：暂禁科学？

　　

　　与科学是善针锋相对，也有一部分人断定科学是恶——起码认为科学非善或不是善的。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和19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的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特别是由于原子弹阴影的威胁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对科学的赞同评价和乐观看法来了个大转弯。拉波波特（A.Rapoport）注意到了这种潮流的变化。

　　科学曾经对欧洲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影响

　　拉波波特写道：“与占上风的看法相反，我应该乐于捍卫如下观点：科学像工业资本主义一样，不是基督教和种族主义，只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与文化有关的产物，尽管无疑地，西方文化独有的某些发展给科学以最大的动力。在文化的通常成分中，典型的成分是它们的功能的相互关系。即使我们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极端立场——它把每一种文化看成十分和谐的整体——打了折扣，一般来说，还必须承认，朝向和谐的趋势还是持续着。信念、实践和建制按照它们趋向是破坏文化复合及其支持的世界观，而倾向于被支持或被排斥。科学似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科学曾经对欧洲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第一，它摧毁了封建主义及其支撑物、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的精神霸权；现在，它通过怀疑坚持殖民主义、国家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家族结构是必要的信条来继续破坏它。的确，三百多年间，科学借助西方文明对世界进行了可能的统治。但是现在，潮流反过来了，做出这种统治的科学被看作一种时代错误。”

　　卡瓦列里（L.F.Cavalieri）具体地描绘了这种转变的原因：“在最近一个时期，在科学圈子内，采取所有知识都应该被追求的立场变得流行了；人们可以称其为珠穆朗玛峰综合征。这种综合征对培根和笛卡儿而言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没有觉察到人对自然控制的限度；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履行的工具还不在手上。无论这些人，还是他们的哲学，在他们的时代都没有威胁社会。但是在我们的技术社会，由于它的实质性的科学资源，这样的态度带有傲慢的、愚蠢的味道。这是因为，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权力（力量）的限度和向这些限度推进的后果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

　　

　　那些最富有知识的人，有时也许将知识用之于邪恶的利益

　　在这里，有两位哲人科学家的见解很有代表性。罗素明示：如果真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善等同于知识，伦理与科学最终合而为一，那当然太令人欣慰了。“然而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十足地过于乐观。那些最富有知识的人，有时也许将知识用之于邪恶的利益。”

　　玻恩（Max Born）阐释：“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我们确信，这种理想决不可能导致任何邪恶，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本身是善的。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掉在日本城市里时也醒了。”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流行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激进人士甚至提出了中止科学、暂禁科学（moratorium of science）或限制科学的口号。早在1927年，里彭（Ripon）主教就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这样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表演说：“我甚至甘冒被听众中某些人处以私刑的危险，也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如果把全部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都关闭十年，同时把人们用在这方面的心血和才智转用于恢复已经失传的和平相处的艺术和寻找使生活过得去的方法的话，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

　　斯坦普爵士(Sir Stamp)也在1934年主张暂停发明和发现，以便人们有一段喘息时间，调整社会和经济结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被越来越多的技术产物所困扰的环境。随着大萧条（1929—1939）的加深，加之反科学思潮的影响，这种“暂禁科学”思潮盛极一时。某些宗教的、政治的和工会的领导人纷纷要求禁止科学，他们害怕更多的科学会产生较大的技术失业。有位科学家在1940年代反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科学，并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政府应该仿效农业调整署，付钱给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范伯格（G.Feinberg）注意到，要求对科学实行社会控制的意志出自下述这些人群：基要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感觉受到了科学发现的威胁；对社会公正的热情使之失去判断力的人，他们忘记其他人也有冲动和需要的满足；不相信一些追求是用自己的地位辩护的，而不是用作为达到其他一些社会目的的手段辩护的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害怕尝试利用科学知识改变环境的可能后果。

　　

　　科学新发现对价值观的根本性影响

　　除了科学的技术应用带来的负面后果以及其他社会原因，格雷厄姆（Graham）还揭示出暂禁科学的思想根源，即科学对价值发生的根本性影响，从而引起认识论的转变和伦理学的转变。格雷厄姆指出人类思想发生了两次突出的转变，这二者都是由于科学对先前关于自然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哲学假定的损伤性瓦解引起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主要出现在物理学中。这次转变可被称为认识论的转变，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新发展引起了19世纪下述假定的破坏：世界的物质性，作为自然事件在其中发生的绝对框架的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作为科学说明普适性原理的因果性和作为世界观的决定论。第二次转变是在20世纪初逐渐发生的，主要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在20世纪中期之后戏剧性地加速了。这次转变可被称为伦理学的转变，是围绕包含科学和技术对作为客体的人的反作用的含义旋转的。因为遗传学、优生学、心理学、动物行为学和社会生物学一系列发展的结果，科学家获得了诠释且有时改变人的生理和行为的能力，这一切都与伦理学密切相关，以至传统的价值系统作为指导日益显得不适宜。在对此的反应中，最终产生了一些机制和课程，它们集中在生物医学伦理学这样的论题上，甚至出现了“被禁止的知识”的可能性。

　　但是，有相当多的学者表明暂禁科学是不现实的。莫尔明确表示：受迷惑的公民要中止科学、暂禁科学的白日梦是完全不现实的；但是，即使设想它能够实现，这样解决问题也必然迅速导致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衰落。这种陈述是被证明了的，因为我们的技术文化不可避免的倒退现象只能由新技术来克服。没有回头路。我们已经把世界改变得太多了。要求暂禁科学就是自杀，因为明天为提高和改进技术，尤其是为人道主义的生物工程所需要的真正知识还没有得到。自由思想，即自由探讨和自由出版的传统，在制定科学真理的标准时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种类的“知识禁区”都将使我们回到中世纪，是对人类成熟思想的怀疑，将使文化发展的最美好产物真正的知识服从个人偏见、迷信或集体偏见、意识形态的控制。

　　

　　R.H.布朗（R.H.Brown）明确地指出：“由于科学的许多误用，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争辩说，科学和技术具有它们特有的邪恶力量，在为时不算太晚之时，我们应该放弃利用它们促成进步的全部观念，而返回到简单得多的‘自然’生活。但是，正如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这是一种不起作用的政策，现代世界中的任何社会更不会劝告人们采纳它！我们的许多困难，例如污染和人口过量，实际上是由于科学的应用，而这种应用往往出于良好的意图，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解决困难的唯一希望是利用更发达的科学，或者更广泛地利用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布朗接着举例说：“我们的工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我们过多地利用了科学，而是因为我们过去用得太少了；由于消灭疾病而引起的人口过量问题不能通过拒绝治疗合理地加以解决，但是通过发展更有效的节育方法和农业则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哎，消除核战争威胁这一更为紧迫的问题却不能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处理。大多数科学家所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似乎是，清楚地说明核战争可能后果的可怕细节。事实上，我们的许多问题可以借助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来解决，唯有科学家才能够提供这类信息。”

　　让科学家共同体自愿的集体行动来遏制科学之恶？

　　布罗诺乌斯基（J.Bronowski）揭橥了两条理由，表明暂禁科学是受迷惑的公众特别喜爱的白日梦，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这个提议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它只能通过科学家所在的政府强加给科学家（科学家需要谋生和做事），而政府不会在军备竞赛的中途那样做。即使它是可行的，关心知识成长的科学家也不会接受禁止科学。自由探究和发表的传统在确立科学的真理标准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已经受到政府和工业中的保密的腐蚀，我们要阻止这种腐蚀的任何扩大。流行的禁止之梦是肤浅的，它只能导致操纵权力的人利用科学。要想使科学用于善，只有通过科学家共同体自愿的集体行动才有可能。

　　贝伦布卢姆（I.Berenblum）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暂禁科学是一种绝望的意见，它既不合逻辑，同样也不切实际。它也许是对思想自由的否定和对进步的否认——责备是潜在之善的东西，因为那些基于效用滥用它的人是愚蠢的。它预设，曾经享受追求真理的方法的完美的人，愿意在模糊的价值的抽象利益中抛弃它。这类限制性的措施只能使诚实的人（他们打算为人类的利益利用科学）服从，而不讲道德和不诚实的人会秘密地继续探索，以便为罪恶的意图利用它，政治实际上会增加的，正是该措施力求根除的不稳定性。

　　上述反驳暂禁科学的论述中已经透露出社会无法逆转的事实。多尔拜（R.G.A.Dolby）把这一点讲得更为明确：“科学为未来提供了希望。在它的限度内，它是新理解之源泉的强有力的创造者，也是处理威胁我们的问题之源泉的强有力的创造者，我们对这些威胁忍无可忍。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被锁定在只有通过连续的科学知识增长才能维持下去的生活形式中。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某种相干灾难的情况下削减我们的物质期望和人口数量，返回到我们浪漫地重构的前科学的过去。”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暂禁科学论者所描绘的前科学时代的田园诗般的桃花源，或充满浪漫情怀的伊甸园。斯诺则径直指出：“没有人会感到真的可能谈得上什么前工业的伊甸园，我们的祖先正是由于应用科学搞的阴谋诡计而被野蛮地从那里驱逐出来。这个伊甸园什么时候存在于什么地方？追求神话的人是否愿意告诉我们他所相信的地方究竟坐落在哪里？不要根据随心所欲的想象，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地理事实，表明时间和地点。这样社会历史学家才能进行考察，才能有值得重视的讨论。”

　　

　　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

　　暂禁科学是不可能的。一是时间不可倒流，人的思维不可遏止，社会发展不可阻挡。霍金把这一点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钟扳回到过去。知识和技术不能就这么被忘却。人们也不能阻止将来的进步。即便所有政府都把研究经费停止（而且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地道），竞争的力量仍然会把技术向前推进。况且，人们不可能阻止头脑去思维基础科学，不管这些人是否得到报酬。防止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压迫任何新生事物的全球独裁政府，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如此之顽强，即使是这样的政府也无可奈何。充其量不过是把变化的速度降低而已。”

　　霍金接着说：“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无法阻止科学和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基本的理解，这样做的决定才能是消息灵通，而不会只受少数专家的操纵。” 二是科学研究无法筹划和控制，企图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诚如巴尔的摩（D.Baltimore）所说。

　　巴尔的摩认为，禁止某些研究领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重大的突破是不能预先筹划的。这些突破由谁做出、来自哪个研究领域，是不能预测的。因此，当你砍掉某个基础研究领域时，你怎样才能设计这种控制呢？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关闭国立衰老研究所，但是这不见得能够防止在这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只有取消所有的科学研究，才能确保这种结果的出现。虽然严格控制基础研究方向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但是这种企图是难以容忍的。 试图确定某个科学家什么时候在得到认可的方向上从事研究工作，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反而会招致分裂和道德沦丧。如果知道在某些领域内人的创造力会受到规范和限制，富于创造性的人就会避开整个学科领域，以至严重削弱该学科。社会可以选择多一些科学还是少一些科学，但是具体选择某一种科学却是不行的。我曾在分析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的本性（祛利性、个人主义、出于兴趣和好奇）后表明，由于它以个人（至多是数人组成的小组）为主、目标模糊、探索性强、偶然性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兴趣易变、课题频移、周期漫长、前景难料、结果未知等特性，所以无法像工程技术和某些应用研究那样制订详尽的计划和采取周密的措施。即使人为地制订出计划，也难以按部就班地贯彻执行，最终大半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因此，基础科学是无法计划的，计划科学往往事与愿违，往往导致不良后果乃至恶果。三是不可能阻止科学发现，因为这不符合科学发现的规律。人们经常提出建议，禁止科学家发现可能派作危险用途的知识，或者禁止他们公布研究成果。这种建议是令人惊讶的。 你即使事先知道什么发明是危险的，也无法阻止这种发明进程。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是混淆了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差别。只有贝多芬能创作出第五交响曲，因为那是他独特天赋的产物。科学天才仅仅能够揭示早已存在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如果知识的金字塔已经到达这一级，要求下一级用特别的发现来建造，那么可以相信，不止一人能够独立地做到这一点，问题只是谁能第一个做到。 科学发明只有公开地进行，人们才能开始考虑如何防止这一发明被用来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话剧《哥本哈根》，探讨科学与人性

　　任何“知识禁区”都不可能与科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相调和

　　暂禁科学亦是无道理的。莫尔申明：任何“知识禁区”都不可能与科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相调和。范伯格强调，限制或控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无法得到辩护。他认为，对任何社会而言，都没有有效的理由限制科学家可能研究的问题的类型，或者约束科学家可以针对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寻找答案的类型。社会只应限定会直接伤害他人的科学研究。与社会控制科学家的吃饭习惯或控制艺术家的表达不会得到辩护相比，社会控制科学家的好奇心绝不会得到更多的辩护。社会能够合法关注的领域之一是科学研究的技术后果，但这种关注不是禁止某种类型的研究的理由。直到科学研究完成，往往在科学研究完成之后好久，我们还不能十分明确地知道，能够从这一研究中出现什么新技术，以至尝试通过控制科学而控制技术很可能是无效的，除非我们限制所有研究。控制技术本身是有效的：在它的可能性被揭示出来之后，在它被大规模地发展或实施之前。更何况，这种做法会损害追求真理的好奇心和人的自由。范伯格是这样论述的：科学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通过此类强制得以满足的。当然，对劝服某些研究路线不恰当的科学家来说，也许存在有效的理由，虽然尖锐的理智批评完全在科学家可接受的边界之内，但是对人们不赞同其研究的科学家的过分骚扰则远远超出了边界。作为一个群体，当这样的强制在科学内部出现时，科学家应该阻拦它。那些经常参与它的科学家应该被视为歪曲研究的科学家。无论他们有什么其他优点，他们在职业上都应该受到同行的处罚。假如我们容许任何人——不管其动机是什么——用力量压制科学家的好奇心，那么科学教导人类的最大教训之一将被丢失：除非我们完全自由地表达我们追求真理的好奇心，不管它把我们引向哪里，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遏制生来具有的好奇心是反自然的，也是最危险的

　　暂禁科学更是危险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巴尔的摩较为全面地列举了这种危险：有人认为，有些科学研究领域应该予以禁止，例如重组DNA、衰老、地外文明等研究，因为其研究成果可能会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起损害作用，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科学研究类型的限制不仅限制了知识自由和创造性，而且会引起三个方面的危险。（1）能够预测社会的未来，哪怕是最近的未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种限制研究的论据可以被称为未来主义的谬误。（2）更为严重的一种危险是：尽管我们经常对维持社会稳定极为关注，但是社会实际上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变动和更替才能保持活力。科学上的新观点和新见识提供了变动的要素，从而使生活充满魅力。自由就是给个人一系列机会——所能选择的越多，选择就越自由。科学扩展了我们理解的范围，从而也就创造了自由，创造了我们所能选择的可能性。（3）按照政治或社会考虑划定科学界限的企图还有另一个不幸的后果。当政治领袖惧怕真理逐渐危及自己的权威时，科学的正统观念通常会受到国家的支配。而且，禁止或限制科学研究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违背自然的。

　　巴尔的摩是这样论述的：“在那些驱使我们去全面了解自然（包括了解我们自身）的愿望中，是否有某些从根本上是违反自然的、本质上错误的或是有损于人类的？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如果认为我们生来就有好奇心、脑子里就装满了问题、在追求弄清问题时天生多才多艺，因而可以无所作为，甚至去压制这些问题，凡此种种，在我看来都是不自然的，甚至是对自然的一种冒犯。把自己等同于另一种动物，不需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需要去探索去实验，并且以为简单地去宣称有许多事情无须了解就可以使人类摆脱精神上的无知状态，这些才是人类的最大危险。”

　　数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明确表示暂禁科学肯定是不行的，此举无异于因噎废食、饮鸩止渴。因为对于禁什么科学、由谁来禁，我们茫然无知，更无法操作。暂禁某一科学问题的研究，往往会殃及其他科学分支的进展。这样一来，面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挑战（包括病毒的侵袭、小行星撞击地球等），人类由于缺乏知识储备和技术手段，从而显得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更不必说暂禁科学与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格格不入了，而自由则是比任何事物都要宝贵的东西。

　　在这个方面，R.H.布朗教授有详尽的论说：“为了得到更多的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和更少的我们所不需求的东西，我们必须改善我们对于科学应用的控制，因为这些应用最终会以新技术的形式向我们体现出来。情况愈来愈清楚，要从这些新技术中得到好处，我们必须在引入它们之前，提出更好的预测和评估它们的后果的方法。 我们当前的许多问题，诸如核电和废料处理、有毒化学制品的使用、遗传工程实验的可能危险、电子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对于失业的影响、新的国外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影响，都太新奇了、太复杂了、对社会的影响太深刻了，以致无法仅仅通过立法或某种机构来控制，这种机构是狭隘的技术机构，它主要关心的是能够容易定量化的、仅有成本与利润的短期预测。” 不过，他也意识到：“更好地利用科学的实际应用，是一个最紧迫的、最值得花时间的问题，完全可以证明，这比实际从事科学本身还要难。”

　　本文摘遍自李醒民《科学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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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 既非善亦非恶，却可以用以行善或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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