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你打算遗体是火化还是捐献？

　　这个问题有些赤裸，很多人认为死亡这个话题离我们很遥远，而遗体捐献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从浙江省遗体捐赠的情况来看，每年捐赠总数只有50—60件，据信这个数据已经持续了五六年了。

　　遗体捐献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医学发展需要理论和实验相结合，邻国日本为何今日的医学如此发达，有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

　　

　　很多人都听过731部队，有点让人闻风丧胆，这支部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而是由大学的教授、医生组成的。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活人实验和生物细菌实验，实验过程不忍直视。

　　因为这些活体器官实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为后面发达的医学打下了基础。

　　

　　不过，器官捐献不只是做实验，还能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挽救别人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将生命延续。

　　有一项数据显示，国内每年有150万人因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但仅仅只有1万人移植成功。

　　事实上，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另一项数据显示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30，每20-30人之间就会有一个人得到移植。

　　

　　为什么不愿意捐？

　　从中国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衰老、死亡都偏向于“叶落归根”，即使死了也要保持身体完整，通俗的讲“留个全尸”。这些原因都成为我们捐献遗体的一个心理障碍。

　　除此之外，捐赠乱象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被捐赠的遗体出现在垃圾桶、荒山野岭，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寒了捐赠者家属和想要捐赠遗体人的心。

　　

　　十几年前的温州永嘉曾出现了14袋人体病理标本抛弃在荒野的新闻，而这些遗体均来自于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现在温州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经过调查发现，这14袋人体病理标本原本交给一个搬运工，让他送去当地的火化场进行焚烧，而搬运工为了能够私吞医院所支付给火化场的4200元焚烧费，将这些人体病理标本扔在温州与台州交界的金竹溪村附近。

　　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捐赠乱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遗体火化，该不该接送。

　　

　　2016年四川女孩杨家珊因病去世，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她的父母因受到许多社会的关心决定将遗体捐赠给成都医学院。当时的医生承诺，遗体从家里接走用于医学院教学，三年后从成都送回来。三年过去后，遗体已经火化了，但是成都医学院却表示他们没有能力送回家，并且让杨家珊在外务工的亲朋好友途经成都时，顺道领取骨灰。这件事情被发到网上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指责医学院态度傲慢，不够人性化，二是对现在遗体捐赠的条例不够严谨。在最后医学院与当地的红十字会进行了沟通，让遗体可以平安回家。

　　

　　为什么想捐却捐不了？

　　红十字会在2014年对器官捐献进行过一个调查，72.4%的受访者愿意死后将遗体和器官捐献，也有6.8%的人持反对态度。这其中愿意捐赠的人常常因为没有一套针对器官捐献的合理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让后续的工作困难重重。

　　

　　并不是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在美国遗体捐赠、器官捐献由一个叫OPO的器官组织完成。大多数的OPO都是独立组织，也有少数依靠于当地医院。每一个器官捐赠通过联邦政府在网上挂号，需要配对的患者在系统内做好登记后，视情况严重来定顺序，一旦有合适的捐献者就会立即联系患者。由于在美国种族歧视特别严重，所以这种生死攸关时刻法律不允许指定捐赠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自2013年起，国内的人体器官管理中心正式成立，不会出现器官捐献者无门，患者不知道哪里等的局面。

　　

　　如果遗体捐献解剖，使用后会被火化还是被丢弃？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医学院还是医院，在进行解剖和教学后一定不会把遗体丢弃。如果是健康的器官，没有什么典型的疾病，在三年完成教学后会被制成标本。没有留在医学院或者医院的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每一年都会有一次撒入大海的纪念仪式。

　　

　　当遗体进入解剖楼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对大体老师非常的尊重。在每一堂解剖课前，所有的学生要向这位无声的老师默哀30秒。无论年龄长幼、高矮胖瘦，这具遗体会成为学生未来职业道路上重要的指明灯。

　　

　　在众多的生命展厅里都有大体老师生前留下的遗书，有歪歪扭扭地写了自己的名字，有也有颇有诗意的绝笔，有用幽默的笔法侃侃而谈自己人生的，也有絮絮叨叨的嘱咐。

　　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好的死亡教育？中国难道没有死亡教育吗？

　　在生命展厅里他们会告诉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