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不会想把处方转给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出了事责任算谁的比购网怎么样？
文 | 辛颖 信娜
编辑 | 王小
现在想买到退烧、止咳、抗病毒药比购网怎么样，不容易。
疫情之下，已有广西、四川、河北、湖北等多地发文，禁止售卖退烧、止咳等药品比购网怎么样。
在山西，从2021年1月14开始，要求全省药品零售企业暂停销售退烧药品。湖北武汉的规定是，销售感冒、止咳、退烧、消炎等药品时，需登记购药人的详细信息。
对以前随手可买的退烧、止咳等药品的管制严了，然而随着网上买药的人越来多，其他必须要有医生处方才能购买的药却出现了缝隙。
1月21日，《财经》记者联系武汉一家药店，欲购买布洛芬、阿司匹林等消炎类药物，药店负责人回复，“布洛芬有退烧作用，要处方销售。阿司匹林有治疗心脑血管作用，所以没要求。”
另外抗生素“阿莫西林”也可以一同销售，这也是处方药。“你的地址是什么，可以直接邮寄过去”，上述药店负责人说。就这样，不需要处方，便轻松地在线买到了处方药。
是否开放处方药在线销售，一直有争议。担心最多的是，一旦政策放开了口子，不合规的行为也会接踵而至，不易监管，留存隐患。
最近的一次政策博弈是在2020年底。2020年11月30日公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前夕，国家药监局组织的一场行业研讨会上，有11家互联网医药企业，和另5家代表传统药品销售及配送企业、行业协会参与。
“传统药店希望，网售处方药能够从地方试点逐步推开，而一些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希望更为宽松的监管政策，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对征求意见稿的接受度更高些。”一位医药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双方将讨论的焦点，仍在网络销售处方药的安全性。
即最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对网络销售处方药加了一个条件：药品零售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
30个字就将界限划清了。
“将确保处方真实可靠的责任，确定给了平台和线上药店。更重要的是，其实是选择了一种决定产业发展方向的技术路径。”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赵鹏对《财经》记者分析，虽然条款中没有明确如何才算是保证处方真实、可靠，但趋势将是，谁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信任，打通医院处方系统，谁才能符合监管要求，抢占发展先机。
打假是个难题在看到征求意见稿时，一家传统连锁药店的从业者感慨，“比以往的条件更宽松了，这是网售处方药政策几经摇摆后，一份相对折中的方案”。
放开网售处方药的端倪，出现在2013年，河北、上海、广东三地获批试点，为期一年。此后，网络售药进入快车道，四年间新增网络药店609家。试点前的8年，一共只有37家。
试点一年后，一次最宽松的政策信号被释放。《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经营者可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业界视此为网售处方药将全面放开。
然而，接连没有处方、假处方都能在网络买药的案例被曝光，线上的销售行为难以监管，于是2016年，三地试点相继结束后，网售处方药按下暂停键。
“电商平台发展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假货的问题，现在就能解决假冒处方和假药的问题吗？”一位原药监系统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跨出这一步还需要谨慎。”
2017年底、2018年初，原食药监总局出台两份文件，相继用了“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的严格措辞，将网售处方药推入至暗时刻。
虽然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意见提出，“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但当年11月，上海一位22岁女孩在“药房网商城”App上，没提供处方，就从陕西、四川、浙江、广东的4家药店一共购买了18盒秋水仙碱片剂，后因过量服用导致死亡。其后，女孩家属将卖药的4家电商商家，以及第三方网络购药平台都告上了法庭。为此，有法律界人士建议“对处方药的管控需要像枪支管理般严格”。
不过，在第二年审议通过的《药品管理法》，规定了网络销售药品的禁止清单，其中没有处方药。业界视此为，网售处方药获得了合法身份。
真正催化网售处方药放开的,是突然而至的新冠疫情，武汉封城期间，从“线上买药”几乎成了不能出家门的慢性病患者购药唯一的选择。
这时，药监部门的焦点放在了解决网络售药的安全上。在新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将处方审核责任交给平台和网络药店，正是一种解决方式。
在上述药监部门组织的行业研讨会上，有一些相对年轻或者规模较小的企业提出意见，认为应当由购买药品的患者保证处方的真实性。
上述医药行业内人士分析，对这些企业来说压力确实较大，自有或合作的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量太小，缺乏行业深耕资源，想要拿到公立医院的电子处方又太难。
保证处方真实、有效的责任，落到了第三方平台和网络药店，这些企业自然坐不住了。
此前，1药网已经做好了准备。通过和第三方处方流转平台进行合作，保证处方来源的有效性、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构建完整合规的处方服务闭环。1药网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公共事务官刘彤分析，但现在，第三方处方流转平台目前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可以借助互联网医院对患者进行问诊，将纸质处方转为电子处方。
拼多多则成立了一家可依托实体医院提供互联网医院服务的公司，来获得网售处方药的资格。
此次新规，“在要求处方真实、有效的同时，没有限定具体的手段，就给今后技术发展留足了空间。”一位互联网医药从业者对《财经》记者介绍，为保证药品安全，公司在技术层面进行的探索，要远超过监管部门的要求，一些成熟的经验已经在食品安全上得到过验证。
给医生打造一个二维码，就是解决思路之一。“如果医生能在电子处方上留下特定的二维码，那么平台或者网络药店扫描，就能识别处方的真假，不需要接入医院的系统。”一位药品流通企业的员工介绍，公司已经在着手准备这套方案，“未来行业内应该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解决方案”。
然而，即便只是二维码层面的信息共享，未来由地方政府主导打通信息屏障的趋势不会变，赵鹏认为，“阿里、微医等有能力、有经验和政府合作的企业更有优势”。
实体药店的爱恨交加多年等待公立医院处方外流的红利未果，传统药店期待互联网医药能够打开新的窗口，但又建议网售处方药放慢开闸的脚步，也是想获得更多准备的时间。
在上述药监组织的行业会上，传统药店的代表，建议从试点开始逐步推进，以免互联网放大用药安全的漏洞。而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则希望全网开展。
早在2014年，国药旗下国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数十家连锁药店，及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等近10家行业协会，曾联名上书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商务部，提出不应该放开网售处方药。
“如果政策放开，只开一家单体药店就能申请网上销售处方药牌照，且允许第三方物流配送药品。这对实体药店来说是灭顶之灾。”时任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公开表示。
其实，几乎所有模式的互联网+业务，实体药店都曾尝试过，但大多收效甚微。如老百姓大药房，2012年与日本电商一同合作开网上药店，运作一年后失败；2013年，又建立电子商务公司，试水B2C业务；2014年，和春雨医生合作开展“远程问诊+移动购药”服务，布局O2O业务。
每个人都看到了大趋势，争议只为一个窗口期。林立在街道上的药店，实际上已悄悄转战“线上”。
在武汉一家药店的微信群内，不时便有网友上传药品照片，询问是否有药，下单付款后，便可直接邮寄到家，其中不乏处方药身影。
2020年底，《财经》记者在武汉协和医院附近的药店被推荐加入一个线上购药群。该群显示为3群，共189人。如果按照每群最多容纳500名网友计算，这家药店的线上生意至少辐射了1200多人。
传统药店和互联网巨头，只是在操作细节上站在了对立面：传统药店希望能够按照行政区域划分药品配送范围，举例说，就是北京市的消费者不能购买来自海南省的处方药。
其理由切中监管机构最担心的问题，网上销售业务会遍布全国，但网络药店和第三方平台的管理仍是属地化，一旦发生纠纷，大概率会涉及到跨区域，协调成本高。
不让跨区域，意味着砍断了网售处方药的触角，这是第三方平台企业所不能接受的。
对互联网+，恐怕情感最为纠结的就是传统药店，一方面忌惮阿里、京东这样的巨头抢占市场份额，不甘于依附第三方平台的巨大流量，将销售数据拱手送出；另一方面又享受着美团、饿了么等带来的销量大增。
在最新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没有限制属地化销售。“这种放开是合理的，如何买药应该交给市场去判断。”一位互联网医药头部企业员工对《财经》记者说。
美团、饿了么等长于短距离配送，是以本地药店为基础的，不能覆盖所有品类，但“它们能满足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上述互联网医药头部企业员工分析，另一方面，患者对药价更加敏感，或者需要一些特殊品种，天猫、京东等对这一市场能够形成补充。
两个市场的用户群体不一样，用药的类型不一样，互相补充才组成了一个真正大的市场。
医院阻止处方上网违规销售处方药不仅在线上有，在线下就存在。相反，“药品在网络销售的可追溯性，是线下不能弥补的，每一步都留痕，售药前平台可以通过AI技术对处方进行初步审核，如果出现违规行为，在追责时可以提供充分的后台证据，对网络药店的行为形成威慑”。上述互联网医药头部公司员工介绍。
《财经》记者曾尝试在上述武汉药店购买阿莫西林，一种青霉素类抗生素。店内药师询问是否有处方，在得到否定答案后，没有拒绝售药，并邀请加入线上购药群。“可以直接下单，邮寄到家”，上述药师说。而对于为何不直接开设线上药店，他没掩饰，线上药店得审核处方，这个群里不需要。
另一家药店在得知要购买阿莫西林，便连通了该店的网上药师。接通后，在极不稳定的信号中，只能听到对方只言片语，大概意思为，“你为什么开这个药”。信号便又中断，五六次尝试沟通无果后，挂断电话。但他还是开了处方。
处方以这种貌似合法的方式流出去，未来还是监管的麻烦。对手握处方药市场85%的公立医院而言，这也会是一个深切的威胁。
“在取消药品加成前，卖药是医院的主要收入，怎么可能把处方让出去。”一位地市级三甲医院的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即便是2017年，全国取消药品加成后，处方也很难外流。
卫健系统也有顾虑，“一是用药安全如何保障，二是互联网医院如果为了配合平台卖药，滥开处方如何监督”。上述医药行业内人士分析。
由于处方外流市场难以打开，九州通与步长制药合资成立的药房业务，2020年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是拿不到足够多的医院的处方。
其实，不缺病人的大三甲，是拥抱互联网的，方便患者也方便医院，慢病等复诊处方也可以直接转移到自己的互联网医院去。但是大部分还需要‘抢’病人的三级、二级医院，“将处方转到线上，就意味着门诊人次的减少，医生收入也减少了。”上述医院管理人员分析。
更何况医院不会想把处方转给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出了事责任算谁的？
还有，桌下的交易如何遮掩。一家互联网医疗机构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药品销售一旦拿到线上就是雁过留痕，桌子下的‘回扣’猫腻是藏不住的，这也是公立医院迟迟不愿推动电子处方和处方流转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