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了? 摄影机必须停
按照原计划，电影《一日游》将于2月18日开机。计划改了又改，延至2月底，再延至3月初，再到下一个冬天。
今年1月，导演陈延企在哈尔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一日游》勘景。这是一部小成本文艺片，动用了许多非职业演员，他们去到当地的中学和老年大学，只要是感兴趣的都叫来面试。1月23日是勘景的最后一天，这时候，传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其余剧组主创各自回家，哈尔滨是陈延企的家乡，他留了下来。
整个新年陈延企没有过好。他一直在关注疫情的新闻，武汉爆发了，但哈尔滨看上去情况还算稳定。年后，剧组线上讨论开机事宜。陈延企说，我们做好防护就好了，我相信疫情很快会过去。制片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凡剧组有一人出问题，就没人担得起这个责任。
剧组讨论过片子是否必须在冬天拍摄。陈延企的态度很明确，片子里必须要有雪——这是美学上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这部处女作是极简的、干净的。
到3月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意识到，疫情不会结束，而积雪终将融化，他们的片子只能在下个冬天开机了。
“计划很多，没想到是因为这种事情。”陈延企说。勘景的时候，他没见着一片雪花；当决定不拍了之后，哈尔滨却连下了好几场大雪。
即便是当疫情已被控制，很多已筹备齐全的剧组依然面临着两难处境：延后开机，资方不能及时回本，选择撤资；但开机又将冒着巨大风险。象山和横店推出了酒店房费半价，可剧组成员到了影视城要先隔离14天，这笔不菲费用最终还是得让剧组承担。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仅影视剧行业大约60个剧组停拍、100个项目延迟。有的电影剧组在疫情爆发时已经开机。一旦停机，剧组损失巨大，严重的“一天损失五六十万”。
演员曹冼在福建闽侯县拍摄她的第一部商业长片，担纲女主角。她看到了新闻，但所处县城偏远闭塞，剧组又自己搭了景，疫情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大年初二，他们驱车200多公里，转场到一片开阔的峡谷。开拍没多久，当地的村支书走了过来，说接到了村民举报，通知他们不能再拍了。这时他们才知道，“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回到县城，他们去周围药店疯狂采购口罩和消毒液，又把楼下小超市的方便面和矿泉水搬空了。制片方先说放一周假，待在原地待命。等到最后一天，有演员问，我们明天复工吗？答复说，暂时还没得到通知，只能继续等待。
制片找到曹冼，说你可以选择自行离开，只要签一个合同，重新开机后接着来演。曹冼挣扎了一下，决定还是留下来。她的戏占了全组的一大半，“如果我走了的话，其他人可能会没有那么多的信心”。
待在酒店的时间望不到尽头，曹冼每天健身，读书观影，写剧本，自学日语，尽力把时间填满，同时又觉得迷茫：之前她拍的多是文艺片，这部是她的转型之作，但现在连戏能否拍完都不确定。
直到导演突然提议，不如我们就在酒店拍个短片吧。他找曹冼和男主演开了个会，讲了故事大纲：一对夫妻归家途中疫情爆发，找了一个酒店临时住下，丈夫作为医生被派上一线，曹冼饰演的妻子独自留在酒店。
场地是现成的，一个导演、一个摄影、两个主演、两个灯光，就这么几个人，表演经常有即兴的成分。两天后，这个5分钟的短片就拍完了。曹冼记得短片里有一幕，在她饰演的妻子生日那天，她幻想丈夫端着蛋糕出现在她面前。两人点上蜡烛，在床上跳来跳去，拿枕头砸向彼此。在电影的世界里，被疫情拆散的人们总会重聚。?
钱没了，要不要下跪
进入3月，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电影行业历经一场冬眠，看上去也在这个春天缓缓苏醒。4月8日，武汉解禁；同天，曹冼的剧组杀青。截至5月7日，共有34个剧组开机，40多个剧组已经报备筹备。但据多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横店复工的剧组以因疫情影响暂停拍摄的为主，新开机的并不多。现实情况是，许多准备开机的戏，不知何时才能正式开工——疫情发生前资方说好给的钱，撤了。
30岁的导演仇晟正在筹备他的第二部长片《犬父》，这是一个父子故事，但父亲在剧本第一场就去世了，接下来都是儿子和想象中的父亲的互动。有投资方希望改动剧本，看到更多的“实体的父亲”。仇晟解释，虽然父亲没有作为角色出现，但全程讲的都是“父亲”——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资方的认可。?
在资方面前，没有作品和名声背书的新导演本就是弱势群体。当大部分资本后撤，那些仍愿意投资的开始提出更严苛的条件，甚至直接干预起剧本走向。?
仇晟最终没和这家公司达成合作，尽管他现在非常焦虑——《犬父》不能延迟到十月开机。片子里有段初夏的戏，再往后推迟，植物、穿着就接不上了。?
焦灼一度让他腹泻、胸闷，有段时间他为了拍纪录片素材，一两天就要出门一次。他害怕自己感染上新冠肺炎，每两个小时就用家里的水银体温计量体温。有一次量出了38点几，他很慌张，“片子还没上映呢，新片也还没做呢，就得病？”好在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是他之前不小心用热水洗了体温计。
有一个资方年前谈得差不多了，原定年后签约。疫情从中阻断，再见面就已是四月。资方告知他们改变了投资策略，不投周期长的艺术片，转而投已经完成了的、下半年能上映的片子。于是回到北京后，仇晟就跟着制片人各处跑融资。
三年前完全是不同的形势。当时《郊区的鸟》拉到第一笔投资后，在两三个月内，全部资金就已到齐。
“上游资本还没有苏醒。”制片人张自达说，这是现在电影行业一切问题的源头。他记得这一行最红火的2016、2017年，做餐饮的来了，做房地产的来了，不知道做什么但手里就是有钱的暴发户也来了。有个PPT能拿到钱，给人讲个故事能拿到钱，列上投资人喜欢的明星的名字也能拿到钱。至于怎么回本、怎么赚钱，谁在意？
如今那些公司婉拒他的理由都是，他们手里也没钱了。“上游没水，下游可不就干涸了嘛”，也有实诚的会说，他们有钱，但需要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保住本业”。?
张自达原定有两个项目在年后开机，资方已打过10%和15%的两笔款，年前本应该打第三笔款，资方临时提出年后再打。那时张自达听到了疫情的风声，但没在意，想反正过年也用不到钱。年后疫情已呈燎原之势，几乎没做任何争取，双方就协商以不可抗力暂停履行合同。他手里有个项目景都找好了，钱没了，只能继续找去。
“不是说暂缓，是暂停，这个就很恐怖”，张自达说。都是老客户，他不好因此和人撕破脸皮。后来他反应过来，年前对方或许已有预判，“觉得可能疫情难以控制”。
张自达说，是时间让大家的信心一点点磨灭，“大家”既包括影业从业者，也包括上游的资本。影院关了，剧组停了，路演也跑不了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也不会有新片和新剧出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怎么办？“人就是这样，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嘛”。
作为一家新兴公司，工厂大门影业的第一鼓气气势不错，在过去两年间出品了《大三儿》《气球》《春江水暖》等好几部亮眼的文艺片，天使轮融了3000万。但现在，创始人黄旭峰面临着如何让第二鼓气成功接上的严峻挑战：相比文艺片，资本如今更青睐的是能更具有盈利可能性的商业片。
聊天一开始我提到，“工厂大门做文艺片很厉害”。黄旭峰强调自己要澄清一件事，“我们不仅仅是做文艺片，我们选择做那些有趣和有价值的内容”。在这紧锣密鼓找投资的当口，他不想给大众“工厂大门不能赚钱”的印象，“因为资本的逻辑永远是要看你的盈利能力”。?
艺术家大多不会做生意，他要做的就是在艺术家和资本之间搭建桥梁。“我做了很多把脸贴在地上的事情，你明白吗？可能我的一些朋友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可能会求人啊。对啊，甚至就差下跪了。对啊，我都会做，没事。”
从2019年4月起，黄旭峰就在忙着工厂大门的A轮融资。但现实有些打击，一年过去，他仍然在等待三家投资方的消息。有的见过了，有的还在等着约大老板。
黄旭峰承认，现在工厂大门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现金流快见底了”。他甚至开始打算问朋友借钱。2月1日起，工厂大门停业，每人月工资按2500元发放，取消餐补等所有福利。2月8日，黄旭峰给公司近40名员工发了封全员信：
“我们要做的事情，电影，面临着这家公司开张以来以及这个行业数十年以来最大的危机……当我们说：这是命运的一部分的时候，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一切的不幸、不义、错漏、蛮横、愚昧、卑劣和他们集合着产生的一切大小悲剧，都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你不会独立存在，无法逃脱，即使你不身在悲剧之中，你的呼吸和良知也无法逃脱。”
隔离的三个月里，黄旭峰失眠，黑白颠倒，有时一整晚都不睡。明明是他这辈子闲下来最长的时间，却又感受到一种“繁忙的焦虑”。要细究一天到底做了什么，好像也就是做饭、喝酒、看书，偶尔写作，“玩了三个月，啥事也没干”。
全国多已解封，他想自驾从北京到成都，再走318国道去西藏。但他又害怕那三家有意向的公司临时找他开会，只能把自驾计划一延再延。进入5月，他不想再等了，“有事我们线上沟通也行，我要出去看一下，憋疯了”。5月5日的凌晨，他开着自己的白色SUV上路，向西藏进发。
逃不逃上网是个问题
经朋友提醒，仇晟才得知他的处女作《郊区的鸟》已有盗版资源流出。他上资源网站一看，发现平日里以做商业大片为主的网站，居然把这么一部不算大众的文艺片推上了首页，前后都被类型片夹击。他想大概是最近真没啥电影了，这事儿也挺荒诞。
此前，《郊区的鸟》曾在美国的艺术影院上映，并发行蓝光。由于国内尚未上映，仇晟请求美国发行商暂缓蓝光发行计划，但合同内无有效条款约束，请求未被采纳。3月21日，他登上了亚马逊，花近70美元购买了三张自己电影的蓝光碟。那时他就预感到，盗版资源必将流出。
《郊区的鸟》是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还拿到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金豹奖提名。电影曾计划于2019年初上映，但未能及时拿到龙标。后定档至2019年8月，又因《哪吒》《速度与激情》等片的强势，不得不临时撤档。上映时间再次调整到2020年春季——春季也是传统的艺术片档期——这时候，影院关了门。仇晟买了2月1日回北京的票，原本想在年后开始宣传，发人物海报、电影原声带，先是改签，最后直接把票给退了。
还会在大银幕上见到《郊区的鸟》吗？连导演本人也不太确定了。经过了一次撤档，经过了一次疫情，在观众心里，它会是一部“老片子”了吗？如果已经是老片子，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看呢？仇晟相信他的电影是适合讨论的，而影院提供了这样一个集中的空间。但当影院恢复，观众只能戴着口罩、隔位就坐，还能形成讨论的氛围吗？
《郊区的鸟》杀青是在2017年11月，两年多时间里，戏中的一个男孩坚持给仇晟发消息：“导演，今年寒假可以看到电影吗？”“导演，暑假里可以看到电影吗？”影片还未公映，小演员们已长大、变声，从小学升入初中。
仇晟开始认真考虑将片子改为线上发行。
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电影节纷纷取消。对文艺片来说，奖项的优先级往往会高于票房，或者说，也只有拿了奖的文艺片才会得到市场的关注。有的电影节改为线上影展，但参与者也可能面临像《郊区的鸟》一样资源泄露的可能。
5月5日，黄旭峰发现，自家出品的、仍未公映的电影《春江水暖》在一家西班牙流媒体上线，娄烨新片《兰心大剧院》也在其列。但这一操作并未得到出品方许可，经投诉，两部电影于当晚24点下架。
上院线曾是不少导演的终极目标。黄旭峰和导演们聊天，发现他们都会对自己的电影单纯上网非常介意。这些人秉持着所谓的“电影原教旨主义”，黄旭峰说。
但不可抗力降临，停业100天左右的时间里，无数中小型影院支撑不下而关门倒闭，原本全国一万三千多家电影院，到三月时已有两千二百多家影院宣布倒闭。全国上万家影城6万多块屏幕已暂停营业超过百天。
5月8日，国务院发布权威指导意见：可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等娱乐场所。这意味着，影院复工正式按下了启动键。然而，这离电影行业复苏生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关键问题在于，影院的开工成本，一定是大于停工成本的，已经不堪重负的影院还能承载多大的代价？而电影局迄今也没有出台一个有效的后疫情时期新片公映计划。
如果电影注定只能在互联网上被观看，他们也只能选择接受——甚至，黄旭峰宁愿《春江水暖》能优先网络发行。
《春江水暖》讲述的是富春江畔一家三代的日常生活，曾入围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展映单元。不过这个题材看上去不会受市场追捧，“我进院线发可能连宣发的成本都回不来”。这部电影的未来只能待电影院复工后再做定夺。
对那些没能拿到龙标的导演来说，疫情阴差阳错地指引出一条“百度云发行”的路。2020年3月，导演蒋能杰将自己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放上了百度云，首开先河。只要你在豆瓣上标记“想看”，他就会先关注你，私信给你网盘链接。微博大V竞相转发，评论“独立电影人太惨了”，纪录片被顶上了豆瓣实时热门影音第一名。
导演蝉鸣知了看到了这则新闻，想起在过年期间，他也有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免费放网上的念头。这部名为《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以下简称《擦一擦》）的电影没有过审，先前入围了first影展和南方影展，但由于疫情关系海外的影展都停摆。电影共花了30万，没拉到一分钱投资，这30万转化成了蝉鸣知了六张信用卡、七八个借贷APP上的个人债务。但同时他也逃逸出电影工业的游戏规则，试图主宰《擦一擦》的命运。
“资方肯定是希望这个东西（发行）是一个正经的行为，不可能希望在网上瞎胡闹嘛。”蝉鸣知了说。4月17日，他把《擦一擦》的百度云链接发上了微博，这是没有资方的他“瞎胡闹”的方式。前一天，他先把片源转给了一些大V，希望他们能在看过电影的前提下转发，“我不希望他们是认同这个行为，而是想他们能认同这个电影本身”。
蝉鸣知了在微博上写道：“一场疫情，电影院关门，海外影展停摆，国内导演们集体失声。有时想想现世真的是欠电影一个公道。”?
“没有第一部作品，我还是导演吗？”
电影同行见面打招呼的方式都是，“Hello，最近有什么工作介绍吗”？
陈延企是工厂大门的签约导演，也是遭遇减薪的其中一员。之前聊天的时候，黄旭峰说：“说实话我也不太敢问（他们的反应）。”见到陈延企后，我问了问他减薪后的生活，“就是勉强吃个饭，做饭还行，点外卖可能就吃不起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也会问家里要钱。现在他在认真考虑直播带货，“思路还是要打开一些”，虽然他还没想好做什么内容。
朋友圈里，蝉鸣知了也看到，有导演转行去拍抖音了，去做微商了，去卖口罩了，做什么的都有。他说他能理解，他们或许有爱人、有小孩，经不起负债30万的风险。
蝉鸣知了和团队里的另外四个人在为他的第二部长片勘景。其中三个同事都有正经工作，算义务帮忙。他们开三辆小电驴，穿梭在上海的巷弄间。他还没有想过片子资金的问题——他拒绝接受“百度云发行”的二维码转账（《矿民、马夫、尘肺病》就是这么做的），30万负债仍旧没有还上，利息还在滚动，新片也并没有拉到投资——“这个（现实的）问题活那么大，没想明白”。“真正爱电影的人，他会不计代价地留下来的。因为他为的是电影嘛，而不是钱。那些投机的人，我的态度是，他们走就走吧。”蝉鸣知了说。?
“再等个一年半载的。也许有我们的机会。”另一位匿名的青年导演总劝那些想要离开电影行业的朋友。他说，经过这场行业大洗牌之后，真正优秀的年轻导演可能会拥有真正的机会。
在张自达看来，许多公司本身就不该留在这个行业。疫情成了电影行业不良资产的淘汰加速器。他们公司一些干助理的年轻人会跑来问他：怎么办？我没有方向了。那些仍然看不到希望的员工，张自达说，即便留下来也是打击别人士气，“我只能让他出局，没办法，有些人注定是走不到最后的”。
他们相信，这场数十年发生一次的行业巨创无法浇灭创作者的创作欲望。有的人干脆闭关创作——就客观条件而言，能抗拒外界影响的也就是剧本阶段。《春江水暖》的导演顾晓微信回复我：“这会儿刚午睡完起来，然后下午就开始写剧本了。这是目前大致状态，目前暂时我个人就在写第二部影片的剧本，还在一个闭关状态之中，其它实在也无状态上变化。”
有人试图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潜移默化渗透进电影。黄旭峰和导演一起开剧本会，开始频繁出现“抚慰”“温暖”“希望”“爱”这些词汇。他希望在这个后疫情的世界里，电影能给社会提供一个出口，一种让生活继续的勇气。
仇晟也开始重新思考剧本。他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极简状态：网上购物，不知道哪天才会寄到；超市和菜场关门了大半，只能是卖什么吃什么。于是他想：我的电影需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的人物究竟想要什么，是不是只有食物和水就可以？
2月的一个夜晚，仇晟照例在城市里游荡，见到一个穿着破烂、没戴口罩的流浪汉，走到浙江日报社的大楼前。门口的玻璃橱窗还亮着白灯，贴着近几天的报纸，他凑到报纸前看，露出茫然的样子。仇晟猜测，也许他之前都不知道新冠肺炎，看了报纸才懵懂地得知，外面的世界早已换了天地。他把镜头对准了流浪汉。
张自达的管理方法是——让每个人都动起来。他去对美术说，你这边要画一些效果图啊。对导演说，你再琢磨琢磨剧本。对制片说，出去聊故事，聊演员。这么一轮过去，他再互相激励，对美术说，导演又改了一稿剧本，真的不错。对导演说，美术已经出了很多效果图了，你看这个越来越好了。总之是在告诉他们：“这个项目越来越有期望了”。
但一切比旁人想象得要更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延企根本不想动剧本，也不想看到关于这个片子的一切。
回想勘景那会儿，他整个人都处于完全不同的亢奋情绪中。早上8点多出门，勘景一整天，晚上开会，到一两点再睡，但一点都感觉不到困意。自从确定无法开机后，他一天能睡上10个小时，还能“分几次”，似乎永远也睡不醒。“不知道能做什么，确实什么也没做。”
“你可以再想一想，再完善完善这个剧本。”朋友这么安慰他。他一开始觉得是，但他又想，我用十年也可以去提高这个剧本啊？
他2016年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2017年底开始构思这个故事，2018年参加First创投，好不容易谈拢了投资，项目备案又申请了半年。从毕业后到筹备片子花了三年左右，这在中国电影行业算是相当正常的节奏——伍迪艾伦来到中国，恐怕也只能三年拍上一部。疫情其实算是一个他遇到唯一一个意外。对一个中国的新人导演来说，有多少个一年还能被挥霍？“遗憾就是遗憾，这种只是一种安慰。”
我称呼陈延企为“陈导”，交谈结束时，他突然对我说：“你今天一直跟我说‘导演’，但没有第一个长片作品，这算不算导演，我也不知道。”
我安慰他：“那肯定算……对你来说延后了几个月嘛。”
他双眼放空，看向前方：?“是，希望不会再出现什么意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