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夏世铎，祖籍安徽巢湖，1920年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1940年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兵科、陆军大学参谋班，并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参加革命，先后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年入民进上海市委工作，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若安秘书、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普陀区政协委员等职。1985年至1997年，曾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任上海市黄埔同学会理事、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澎湃新闻记者于2016年12月30日采访了夏世铎先生，97岁的他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都保持着笔直的坐姿，不曾靠过沙发背。本文整理夏世铎关于黄埔军校及毕业后的口述内容，以飨读者。

　　访谈中的夏世铎先生。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摄

　　入伍

　　我是湖南国立第八中学毕业的。朱镕基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不过他比我晚了好多年（笑）。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湖南，在张治中手下工作，哥哥在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工作，其他家人都在上海的“孤岛”，一家人分了三个地方。

　　1939年中学毕业以后，参加全国统考，虽然中学时学的是理科，但我报考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为什么要学法律呢？这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小学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冤狱》。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一个穷人被一个资本家冤枉了，说他偷窃他的财产，把他告到了法庭上。因为这个穷人没钱雇律师，有口难辩，就被判刑关到狱里，受了很大冤屈。我看了这个电影很有感触，穷人因为穷，没办法为自己的冤情辩护。所以我想，将来我一定要做个律师，帮着穷人打官司。填报志愿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这个志向，我就报了法律系。当时我报了三个志愿，第一个是西南联大；第二个是交通大学；第三个是武汉大学。第一志愿录取我了，就这样，1939年9月，我就到了西南联大读书。

　　1939年的时候，日本占领了我们很多土地，日本的飞机也经常来昆明轰炸。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了从军的愿望。其实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但受旧社会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影响，就没去考。到了昆明以后，看了太多日本杀害同胞、轰炸城市的景象，我原本读书救国的想法起了变化，有了投笔从戎的愿望，想直接到战场上抗击侵略。正好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学校就在昆明，进西南联大没过多久，我就报名了。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

　　报名考空军，也要有笔试和面试。笔试数理化都要考，和高考一样。体检特别严格，尤其是对视力要求很高。当空军是很危险的，后来受训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有些飞机在训练的时候掉下来，但是我还是想考空军，因为觉得空军很神气，人数少啊。毕竟那时候中国才两百多架飞机。

　　面试我的是后来台湾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他问我：“你怎么考空军了？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现在日本侵略我们，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觉得我也要上战场，保卫国家。”“你家里同不同意呢？”“家里不同意我也应该参加。抗战人人有责。”他很满意，笑一笑，点了点头，我就pass了。

　　面试以后，很快就收到了第一次录取通知书，要我去成都入伍。那时候黄埔军校已经改名叫中央军校了。当时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的夫人和我母亲是大学同学，我母亲就委托他们做我在昆明的监护人。我把自己要入伍这个情况和他们谈了，他们不太同意我去。他们说：“我们是你的监护人，你妈妈同不同意你去也不知道，而且去了之后很危险。你如果对西南联大不满意，到同济大学来也可以啊。”我说：“那好吧。我还是在西南联大读书吧。”

　　1998年11月，夏世铎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前留影。（本文图片若无特殊说明，均为夏世铎先生提供）

　　1940年初，黄埔军校又通过我哥哥第二次把录取通知书给我了。收到通知书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准备考试，但好像有预感，一直心神不定，总抬头看有没有人要找我。突然就看到我哥哥了，我哥哥也看到我了。要不然，图书馆那么多人都低着头，找人还是挺不容易的。我哥哥叫我出去，把通知给了我。我看看日期，发现明天就要集结出发了。哥哥说：“要不要去，你自己决定。”我还是想去。我们直接去宿舍收拾东西，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赶到集合地点，上车去成都了。我记得昆明同批考上空军的只有五十八个人，我们当时是和陆军的一起坐车走的。因为国家规定，空军入伍的前半年必须在陆军学校受训。这已经是第二批通知入伍的了，如果不是通知书寄到我哥哥那里，可能我就又走不了了。

　　步兵训练

　　我算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理论上高中毕业才能考黄埔军校，不过我们的同学里面也有大学毕业生。成都的黄埔军校那时是黄埔的本校，最早黄埔军校当然是在广州黄埔；后来搬到南京；抗战中搬到成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来就搬到台湾去了。

　　青年时期的夏世铎

　　去了以后，所有人被编进第一总队，先预备入伍。预备入伍的时间有六个月，但是我去的晚了，只赶上后三个月，这三个月非常艰苦。进了军校，第一件事是剃头发，一到就全剃了光头，我当时还有点儿失落感，因为已经开始注重形象了（笑）。第二件事是学整理内务，被子必须整理得像豆腐块一样，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第三件事是体能训练，每天跑步、做操。三个月之后，考试，淘汰掉一批人。淘汰的意思不是说不让做军人了，而是说不让在第一总队待了。所有成绩低于六十分的人都去了第二总队，后来又有了第三总队。二三这两个总队大多是第一总队淘汰下去的，和第一总队相比，他们学制短，不分科，都算步兵。而第一总队将来是要分科的。【编者注：据中央军校同学录记载，夏世铎所在的十七期第一总队学制为两年，从1940年4月15日-1942年4月12日；而十七期第二总队学制为两年半，从1940年5月6日-1942年11月2日。】

　　通过考试之后就正式入伍了，再学六个月，这六个月主要学步兵的基本战术。从队形教练、步兵操典、军队礼节、后防勤务、打野外，再到初步战术等等，都学。步兵操典主要是单兵训练，就是个人的军事技能，队形变换、射击、作战方式方法、夜间训练……六个月下来，学完这些，作为一个步兵来讲，你就可以作战了。战斗群以班为基本单位，上面是排、连、营、团这么几级，一个班要求十三个人，但十一个、十二个人的也有。一个排三个班，一个连三个排，每个连就是一百二十多人。每个步兵班都有一个轻机枪手，排头都是轻机枪手，所以每个排都有三个排头。重机枪则有专门的队伍。

　　当时训练的物资还相对充足，教官有日式教练，也有德国顾问。日式教练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教育方法都是日式的，打骂教育；德国顾问就好一些，好像他们更愿意对年轻人做一种鼓励教育。那时候好多人在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时这本书是公开的，虽然知道德国是敌对国，但是大家也看。那会儿看书比较自由，共产党的书也有人看，我在汉口的时候就看过共产党出的书，讲徐海东全家十几口被枪杀的，印象很深刻。

　　除了教练和顾问，班长也很有权力，可以随便体罚学生。最常见的体罚就是举枪两腿半分弯——举着枪，两腿分开半蹲，蹲不像蹲站不像站，这个是很累的，而且得一直做到长官满意为止，一般至少半个小时，实际上几分钟腿就很酸了。不过我没怎么被体罚过，毕竟我是大学生了，各方面动作什么的，我都是很优秀的，长官对我都很喜欢，也很照顾。我在西南联大虽然时间不长，但沾了西南联大很多光，一个是因为黄埔里面大学生少，再一个是西南联大也是全国有名的学校，所以领导对我很器重，有什么事情也总是找我。

　　第一总队正式入伍的时候，蒋介石还亲自来观看，并且给我们每个人点名。他是校长，很重视黄埔军校，他把黄埔当成自己的力量了，我们都算是嫡系（笑）。当时邓文仪是政治部主任，孙元良是教育处处长，陈继承是教育长。那会儿陈继承他们开会，有时候就叫我去参加，给他们做记录，因为我是大学生（笑）。

　　1982年3月，吴若安（左）与夏世铎（右）合照。

　　受训炮兵

　　1940年10月，正式入伍六个月结束后，本来我们这五十八人要转到空军的学校去，结果也没让转，就留在第一总队了，说是等两年学制学完，在黄埔毕业后，再转到空军去。于是分科考试，分为步、骑、炮、工、辎、通信，六个兵科，考数理化。凡是数理化好的，就分到炮兵、工兵、通信兵这三个兵种。成绩最好的是炮兵，其次是工兵，再次是通信兵。我就考到炮兵了。因为当时长官宣传哪些兵科好的时候说，好多高级将领都是炮兵出身，蒋介石是炮兵，拿破仑是炮兵，日本天皇是炮兵，陈诚也是炮兵。我就想，那看来炮兵是最优秀的。入伍考试，我是所在小队的第一名，数理化算比较好的，我就考上了。

　　但还有一个麻烦是，炮兵不仅要求数理化好，还要求身高在一米六八以上。因为过去的炮不像现在这么机械化，是要用骡马驼载的，把炮筒架在骡马上，不仅要求臂力，也要求身高，不然你够不着啊。我只有一米六六，差了两公分，但是我因为成绩好，队长对我器重，帮我作弊。我穿着草鞋，鞋跟下面垫两块木块，身高就够了。就这样我合格通过了，分到了炮兵。

　　排队的时候因为个子矮，我老排最后一名。一开始排头那些个高的人就看不起我们个矮的，总欺负我们。但后来掰手腕他们比不过我们；举石锁比不过我们；打篮球，我们排尾五个人一队，他们排头五个人一队，我们也不输给他们；比劈刺，四个人劈我，我把他们四个都劈倒了，所以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个子矮的就是要争气（笑）。

　　炮兵主要学炮兵操典，操练榴弹炮和山炮两种。当时主要的炮是日式的三八式野战炮，这是一种榴弹炮；还有德国的普福斯山炮，主要这两种。除了要学怎么样操作射击，还要学观测，叫“诸元”，就是计算击中目标的各个要素，比如射角、射程，这都需要测量。这里面要用到观测镜、经纬仪、方向盘、德国的朋克计算机，由这些计算“诸元”。操作山炮需要四个人，两个装填手，一个操作手，一个观测手。最后操作手射击，一拉，炮就打出去了。也有六个人的，多出来的那俩是弹药手。

　　炮兵还教“骑术”和“驭术”。“骑术”就是教怎么骑马的，从骑光背马开始，没有马鞍子的那种，希望你能体验骑马的姿势。骑光背马很容易摔下来，课上规定掉下来一定得抱着头，不然手戳在地上，容易骨折。骑光背马是很苦的，没有马蹬子，骑的时候，得夹得特别紧。每次上完骑马课，腿都并不拢。晚上也很难睡好觉，因为屁股都磨破了，大家就用邮票贴在屁股上，避免和衣物摩擦，就不那么疼了。不仅这样，如果从马上摔下来可能还会挨打，教官拿着马鞭子抽你，因为教育方法都是学日式的，体罚很重。“驭术”是教怎么驾驭骡子的，当然学这个也得要求骑术。一门炮要有六匹骡子来拖，安排三个驭手，骑一匹，带一匹。个子高的人做驭手的多，因为骡子个子高。骡子也调皮得很，怎么驾驭也得学。

　　说到骑马，我记得有一件事。我骑过一匹烈马，这匹马的耳朵是剪开的——摔死过人的马，耳朵要做记号，以此标明这是烈马。这匹马是最烈的，你骑上去它就尥蹶子把你尥下来，骑着它跑一会儿，跑着跑着它就卧槽——两个前腿突然跪下，骑的人可能就摔下来了，这匹马就这样摔死过我们两个同学，所以没人敢骑。但是马不够，总有人得骑这匹马，没人敢骑，我就骑。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正在操练，大家马上离开操场，向郊外疏散。跑的过程中，这匹马有意识地跪下把我摔下来，后面的马经过的时候，蹄子把我打晕了，我懵了一会儿。大家又去把这匹马找回来，找回来以后，没人敢骑它，我自告奋勇，还是我把它骑回去的。回去以后我睡了一个礼拜，因为头一直晕，估计是脑震荡了。就有这么一个插曲。所以说好胜也不行，容易吃亏（笑）。

　　当时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早晨六点钟起床，洗漱、整理内务只有二十分钟，六点二十分跑早操，完了才能吃早饭，稍微休息一会儿，接着就马上又出操了。我们要学的课有地形学、通信学、筑城学、汽车驾驶等等，总共八门。这些课程都有教材，都是军政部编的，军事出版社出版的。也要上政治课，政治课就是学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这些，这些要考试，都得背下来。建国大纲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有关于建设一百英里公路、十万公里铁路的计划，这些现在肯定都超过了。上次纪念孙中山一百五十周年，我和台湾的同学交流，我说孙中山当年讲“实业计划”，民国大纲、建国纲领这些，共产党已经都完成了，而且远远超过，现在的高铁到处都是了。晚上吃过晚饭，就开始自习。自习我一般都整理笔记、温习功课，有时候还上数理化课。我当时想留学德国，还自学了德文。晚上九点就睡了。

　　平时娱乐的话，除了打打篮球，就是晚饭后，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能唱歌的唱歌，会乐器的演奏乐器。我一般都是吹口琴，我会的曲目很多，《Home,Sweet home》、《比翼鸟》、《巴黎巡礼》，西洋歌曲比较多。前几年，中山黄埔论坛在上海召开，我还上台表演吹口琴。当然这两年不吹了。

　　2012年7月17日，第三届黄埔两岸情论坛，夏世铎（中）在表演吹口琴。

　　本来黄埔军校规定，三年学习，半年实习，之后才能毕业。但是我们入学赶上了抗战，把寒暑假取消了，学制缩短，学习时间减到了两年半。正式入伍以后，就开始学战术了，主要是团的战术，因为军校毕业以后顶多是当到团长。要是学各兵种联合作战，军衔就得将官以上，因为团长就是上校了。再往上深造得去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当将官。

　　1942年4月我毕业了，毕业考试我考了我所在炮兵队的第四名——我们那届炮兵队三个队，步兵队六个队，通信队一个队，骑兵队一个队，辎重队一个队，十几个队，每个队一百多人。入学一千一百多人，最后毕业的时候不过一千人左右。这里头有吃不了苦，开小差走掉的；有演习的时候受伤或者死掉的，拉手榴弹扔出去慢了把自己炸死的；也有跑警报没跑成被炸死的；还有病死的。每年毕业都是，入学的人里头差不多有一两百人死掉或者走掉，不能毕业了。所以毕业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毕业以后我就留校了，继续做十八期和十九期的助教。十八期的饶平如是我的学生，当学生那会儿他画画就不错（笑）。

　　黄埔之后

　　傅作义是我的表姐夫。1947年，他来南京开高级军事会议，那会儿我正好在国防部工作，当参谋，我们见过面。他的夫人，我的堂表姐刘芸生，在抗战的时候也一直和我保持通信的。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清高思想，越是地位高的亲戚越不想和他们攀，就是不想沾他们的光。她十六岁就嫁给傅作义了，那会儿傅作义还是天津市警备总司令，三十六岁。那时候她还和我姐姐一块玩呢。我父亲做的媒人。

　　在南京国防部，傅作义和我聊了聊，聊得很好，他就希望我跟他到三十五军去，给他当炮兵营长。我当然不愿意了，我就想做自己的工作，靠自我奋斗，不愿意沾他的光。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他官至上将，但还是很朴素的，我对他也很尊重。

　　1949年，我有过第一次去台湾的机会，但是我放弃了。当时我考取了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国只考取了24个人。这个工作要求我们到台湾去受训，本来我们这些考取的是要送到耶鲁大学去留学的，方便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去实习，但是后来因为内战打起来了，经费困难，就专门给我们24个人办了一个国外服务军官储训班，改成去台湾学习两年，再派到联合国。国防部把票都买好了，再发给我们。拿到票的时候，我很彷徨，我是反对内战的，之前抗战八年是抵抗侵略，但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我觉得这样不对。

　　而且我当时已经对共产党有一些了解了。我的表哥陈其五，在1937年的时候和我一起搞过后援会，他们兄弟四个都是共产党员，我对他们印象很好，他们都是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虽然当时社会上都宣传共产党怎么坏怎么坏，但是我不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共产党员，是和我一起考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陈家懋，他是地下党。他后来领导了伞兵三团的起义，本来说想让我和他一起起义，但是后来他和我说，因为你妈妈爸爸都在上海，万一你牺牲了，我觉得很对不起你爸爸妈妈。就没带我一起起义。

　　我的父母那时也在上海，所以机票给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不走了。为了维持生活，我把机票卖掉了，这一张票卖得很贵，拿到的钱维持了我一两个月的生活。

　　后来有四次机会去台湾，我都没去。第六军军长戴朴，正好我有一个同学和他是陆军大学的同学，就介绍我去当炮兵营长。去了以后，他们对我很器重。第六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后来要开到花莲去。我不想去，就托辞说，我把父母送到昆明再过去，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的假。等到一个月到期了，那边需要我去了，我只好说，我家里有父母，我没法一个人去台湾。

　　后来，我去了上海警备总司令部的炮兵指挥部，这是邵伯昌的部队，他也是老炮兵了。副指挥官是黄埔五期的，叫做邝书霈，还有一个参谋长，是七期的，他们对我也不错。上海开始打仗了，我因为不想打内战，就又跑了。我有个姐夫在医务事务所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卫生局局长了，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我有严重的气管炎，需要修养。我拿着这份证明请了假，没等批准就走掉了。这也很惊险，上面知道我走了，就派人去我家找我。我本来躲出去了，但是当天回家去取件衣服，正好碰上。来找我的这人是我同期同学，他带着一个兵。我一看这没法再跑掉了，我要是跑了他得受处分，我就跟他回去了。邵伯昌看到我，桌子一拍，“你是临阵脱逃！”汤总司令有十杀令啊，够处决的了。我说我也请假了啊，我有病。这时候副指挥官保我了，他说，他还年轻，工作也不错，就让他戴罪立功吧！就这样保下来了。不然说枪毙那就也枪毙了，那正是乱的时候啊！所以还算是走运了。

　　这个时候我就做了很多工作。我把作战图拿来修改了，炮兵不是有“诸元”吗？比方说射程三千公尺，我给改成了三百公尺，把它打乱，我想减少解放军的牺牲。我自己做了这点儿工作，别人都不知道。所以他们的炮都打不准，一打就有偏差。趁着重新校准的时候，解放军就可以去躲避了。这段话我的自传里都没有，因为让台湾那边知道了，也不太好（笑）。

　　夏世铎家中一角。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