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奔跑
向着太阳
向着风雨
他曾经跌倒
不止一次
不要人扶掖
他又艰难地爬起
他在泥泞中练了腿脚的韧性
又在干岸上试过了速度和耐力
最后
这个“老运动员”
选择了全天候的项目：散步
不是为了表演
更不是竞技夺标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
随性走着
走着
散步着
散步着
从20世纪走到21世纪
从蹒跚学步到从容漫步
这个在中国散步的人
这个在天地之间散步的人
他
就是我
这首写于2013年11月1日的诗歌《散步的人》，可视为邵燕祥人生经历与创作的写意概括。
从1947年至今，邵燕祥已经历了整整70年创作旅程。1984年，在从大兴安岭林区十八站去沿江的呼玛途中，他以《开花》表达自己“拼一生的情思/开放这一次”的激情，写下“即使只开放一次/即使只开放一天/能够开花/也是幸福的/因为/是在这可爱的大地上/开花啊！”步入老境，邵燕祥依然愿意以“花期”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
“80多岁的老人，把写作比作‘花期’，好像不着调”，他温和而自嘲地笑着，进一步解释：“我说诗是‘花’。百花齐放是好的，文学作为‘花’也是好的。我更进一步认为，诗是诗人的生命之花，是用自己的心血、用精神、用生命灌溉的。”
以有涯逐无涯，殆已！
中华读书报：您什么时候开始用电脑的？
邵燕祥：1992年夏天，我从西藏回家，发现谢文秀和女儿买了电脑。形势逼人，我开始以录入旧作来尝试掌握五笔输入法，开始在286电脑上敲字成文，通过电脑传稿。手写变成偶尔的补充了。
在搞创作的朋友圈里，我“换笔”不早，但也已近四分之一世纪。电脑带来了许多方便、许多快乐。虽然也有死机，还有不会处理故障的手忙脚乱，但方便是主要的，麻烦是第二位的。
中华读书报：从博客、微博、QQ、微信……电子设备和由此带来的信息，介入您的生活多吗？您关心网络上的事情吗？了解网络文学吗？
邵燕祥：在二十年前手机还被叫作“大哥大”的时候起，我就预感到生活的速度加快了，怕快到我不能接受的程度。那时候我说，卖得再便宜些，也不要买它，座机电话已经是余光中教授命名的“叫魂铃”，你走到哪儿追到哪儿，谁受得了！但事情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电子设备和它带来的可称为“爆炸”的信息，不是你让不让它介入你生活的问题，是它闯进来了，你怎么应对？
从我的个性来说，也只能是顺势而为。比如，从小有读报的习惯。现在不能光是读报了。电邮、微信，传播着巨量的信息。我一般拿到日报、晚报，主要浏览它“杂志化”的部分，副刊和专刊之类。因为这是各报不同，略有各自特色的。而大世界的动向要闻，我宁愿博览网上提供的信息，我深知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但这正如同益智游戏，你可以选择信或不信，或全不信或不全信，留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真相逐渐明晰，再来印证你原先的判断，就可以给你自己的智力打分了。
我本来早就想按照养生之道，给自己各方面的生活一起做“减法”。但事与愿违，老是减不下来。总算没把网络文学这一块包括在自己的阅读之内，压根儿舍弃了。套一句庄子的话，生也有涯，而网络（并网络文学）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请大有作为、前途无量的网络文学作家朋友们谅之，谅之！
中华读书报：回顾自己的创作，您觉得最受益的书有哪些？您现在常读的书有哪些？
邵燕祥：请原谅我不在这里开书单，也不想多讲“开卷有益”的劝学老话。我只想说，有些书可杀人，或虽不能致命，也会致残（包括“脑残”在内）。有些书不至杀人，但如果承认“时间是生命”，它们占用了你宝贵的时间，甚至往往是青春年华，那不见血的杀伤力恐怕也无异于鲁迅所说“谋财害命”的。
第一个花期
1949年到1957年，是邵燕祥几乎专意写诗的第一个花期。他以歌颂革命战争胜利的《歌唱北京城》（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开局，写出了《到远方去》《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等一首首新时代的咏叹调，由战争转入建设的时代，表现了一代建设者的豪情
中华读书报：您的处女作发表在什么时候？
邵燕祥：1947年9月28日，我第一次在正式报刊发表诗作，是《失去譬喻的人们》。最初发表的《失去譬喻的人们》《偶感》《橘颂》《病》这几首诗都是寄给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转给周定一先生的。由此开始，我受到鼓励，不歇手地写诗并及于其他体裁，在1948年有了个课余写作的小高潮，不叫花期，算是含苞待放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称沈从文和周定一两位为恩师。
中华读书报：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是怎么出版的？
邵燕祥：《人民文学》1949年冬天创刊，1950年2月发了我一首诗。编辑们的回信都不署名，只盖一个“《人民文学》编辑部诗歌组”的章。1950年的秋冬之季，严辰用本名给我写了一封信：“燕祥同志，你什么时候到编辑部来？我们见一见。”
严辰见我，是因为他接受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约请，编一套诗歌丛书，想选我的诗。这就是1951夏天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这本诗稿删掉了一些作品。比如1949年12月，我写了一首叙事性的诗《伏尔加河之歌》，是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写红军战士回到伏尔加河边的故乡时，发现父亲已年老故去，妻子被纳粹德国兵吊死在村里，他满怀仇恨地回到了前线。这首诗寄到编辑部后，我收到一封回信（据我判断是严辰写的），信中说，我可能受到旧文学的影响，有一些忧郁的气质，在诗里感到灰暗的调子。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他的判断准确吗？
邵燕祥：基本准确。我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1939年上小学的时候，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
人信马由缰的世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就是战争。我从1947年开始发表诗作，那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我的诗歌基调是悲凉的、控诉的。我用悲凉和控诉鼓舞斗志。1949年之后诗歌基调才转入光明、乐观的气氛，《歌唱北京城》就是欢庆革命胜利。这种转变，符合主流文学的要求。但是写了两年，我就写不下去了。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谈谈什么原因吗？
邵燕祥：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是参加学生运动；我是普通的参加者，不是负责人，对于斗争生活不能说有多少阅历和积累。我感到无以为继，想歌唱，却空洞、苍白。但是不久，我很快找到了新的诗情，既符合内心要求，又符合大的文学潮流。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布，我感觉到国土上涌动着即将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气氛和激情。工业建设的先行，一是地质，一是交通，1954年我作为中央台的工业记者下到东北工业厂矿基地，大半年的时间在鞍山、抚顺、长春汽车厂工地跑来跑去，写了一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是叮叮当当的生产过程的简单重现，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我的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同龄的建设者。
我还有一种担心，按照当时主流的文艺观点，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彻底改造成工农分子、没有彻底劳动化，头脑里必然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我写的时候没有顾虑，写出来以后，有些担心，放了很久才拿给报刊投石问路。我担心我贯注在这些诗歌里的激情，是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冒充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后来这些作品不但被广大读者接受了，也被主流文学界肯定了。大家从常识出发，认定从青年工人到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无可怀疑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的思想感情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献身。
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读书报：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诗歌题目很长。
邵燕祥：我是希望它作为新时代的名物。这首诗的题目指称了工业化时代的名物，也能引发人的联想。22万伏的高压输电线，对大家是陌生的，因而也是新鲜的。这首诗有特殊的命运，上了中央台的联播节目，又发表在《人民日报》，这是破例的。《人民日报》那时取消了文学版和副刊，只在极个别的时候发表一点作品，带着批判或提倡的目的。1954年的1月29日晚，我的同事写了高压线工程完工的消息，用电报发回中央台了。当天晚上，我写了这首高压线的诗，寄给了中央台的老播音员齐越（他和牛汉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俄文专业同学）。这首诗有很多问答，我建议集体朗诵，由齐越领诵。齐越收到后很快送给总编辑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说好，但是集体朗诵太麻烦，今天晚上就播，上联播。梅益还觉得光朗诵一下不够，又转给《人民日报》，2月6日就见报了。
中华读书报：“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你/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这首充满激情的《到远方去》也广为流传。
邵燕祥：我在1952年11月写的《到远方去》初稿，有242行，严辰读后认为芜杂，放了几个月后，我重新删改压缩，定稿时只有40行。1955年我出了第二本诗集，书名就叫《到远方去》，收入不到20首诗，主要是1952-1954年写的，从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诗情的作品。
《到远方去》和《五月的夜》都是发在团中央的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半月刊上。1953年6月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作为电台记者参与报道工作。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夫人、《中国青年》主编韦君宜接待记者。韦君宜问：“你就是邵燕祥？你那两首诗这期《中国青年》发表了。”杨述补充说：“再有一点儿力就更好了。”他觉得我太抒情了，力量还不够。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
中华读书报：在诗歌和杂文创作中，您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和提携？
邵燕祥：沈从文、周定一、杨振声、严辰、梅益……很多人都提携过我。如果说写诗过程中受到的影响，那就很多了。吴思敬曾经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的序言里提到，我第一次发表的《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不同时代的读者读来，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想与体会。”正如吴思敬所说，这首诗没有直接指证，没有成为当时的政治诗，而有更多的解释的余地。
这首诗的写作受穆旦影响，对我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在诗歌的风格和写法上，我最初受臧克家的影响很深。他的《罪恶的黑手》《运河》是我特别欣赏的长诗。我的新诗创作主要受“七月派”的影响，如艾青、田间、冀汸、绿原。国外的诗，读得比较多的是普希金的诗，其人其诗给我一些影响；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楚图南译），题目我很喜欢，后来写过一首《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在我的《最后的独白》长诗里，有一些梦中幻象来自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
一个人的创作，特别是写作初期，更容易受人影响，甚至于带着模仿的痕迹。
淬过火的乐观主义
中华读书报：对于早期的诗歌创作，您怎么看？
邵燕祥：历史上对于自己不成熟时期的作品，叫少作。对于少作有两种态度，一种叫悔其少作，晚年出集子时，把不成熟的作品删掉；二是不悔少作。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那是一段历史，不容否认，也不容遮盖。如果写得不成熟或不正确，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记录，但也不可高估。我是将诗歌当手记、当日记来写的，记录了我当时的精神生活或经历。我当时并没有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话，但是我这个靠拢了地下党的年轻人，受他们影响，诗表现出三种倾向，一是倾向政治，二是倾向现实，三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号召。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评价这些诗的价值？
邵燕祥：中国新诗百年，我从1947年开始写诗，扣掉反右派后的二十年，前前后后还有五十年的创作经历。我的“自选诗”里没选进来多少，说选进来作为纪念的全是垃圾，我不承认。当然，没有任何艺术价值、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垃圾也有。1950年初，从东北调粮食进关，我马上写了题为《粮食进关》的“诗”，等于把新闻分行写下，基本就是垃圾。但是更多的是带着思想感情和温度的诗歌，有的艺术上不是很成熟，没有足够的审美价值，但是有一定的认知价值。我的那些诗，有一些没有选入自选诗稿的，恐怕多少还有一点认识各个时期文学和诗歌走向、认识我这样一个特定身份的作者在这个大时代下，在文学和诗歌道路上摸索的痕迹。不但有足迹，还有手印。
我仍然说，我是诗歌爱好者和习作者，并且是全天候的。现在不像当诗歌编辑时关心宏观诗歌面貌，对成千上万的年轻诗人，我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当中逐渐形成高原，再形成高峰。我们是高山仰止，不但对过去的高山高峰仰止，还对未来祈而盼之，希望能够好好地建设诗歌的乌托邦，建设诗歌真善美的精神家园。
我有一首诗《我的乐观主义》，我的乐观是成年的乐观主义，区别于我年少时期的乐观主义。这个乐观主义淬过火，因此是有韧性的。我对中国的新诗，也是抱着成年的乐观主义。这需要做切实的工作，诗人要学习，评论家也要解放思想，要敢于表彰也要敢于批评。我们这一代，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和斗争，但我们心里保有对诗的热爱，甚至于把写诗当成自己的天职，这样我们就没有被批评或批判给打倒。爬起来，身上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我承认有创伤，还是继续写诗，在自己身上一层层蜕皮，把那些非诗的东西蜕掉。
现在不怕你追求诗，就怕你把不是诗的东西当成诗来追求。而且诗人也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不要赶风。
诗歌的乌托邦
中华读书报：1978年，您以《中国又有了诗歌》回到诗坛。“还是迎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一挥手！”《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您没有戚戚于个人的伤痛。
邵燕祥：当时我就是想写出好诗，写出跟这个时代相称的好诗。80年代我出的诗集中，两本带有“花”字，一本叫《迟开的花》，还有一本是《如花怒放》，这个基调，就是基于当时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思维空间、言论空间也相对开阔，当时的民心民气让人感到蒸蒸日上的情绪。
中华读书报：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后的独白》和《五十弦》，被评论界认为是您目前为止比较好的诗歌。
邵燕祥：我也认同他们的意见，后来的诗歌没有超过这两首。《最后的独白》酝酿了十年。之所以在1988年2月动笔，是因为稍早时苏共给布哈林平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布哈林被平反之日，应该是恰逢他被处决五十周年。我过去看过一些有关材料，娜佳，最后自杀的斯大林的末任妻子，对布哈林的印象是很好的。大概是在1978年，最迟是1979年，我在外文局的内部刊物《编译参考》上读到了斯大林女儿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从中我第一次得知了她的生母，也就是娜佳的事情，非常震动。也许是出于搞写作的人的敏感，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式悲剧的题材。
我想我写不成莎士比亚的悲剧，但可以是剧中的独白。莎士比亚剧里的诗都是无韵体的，我押了大致相同的韵，但是不严格。我一直认为，诗在某种情况下跟群众见面，是要通过朗诵的。新诗如果太格律化，朗诵的效果不好。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诗作中，很少有像《五十弦》这样以女性为倾诉对象，集中处理个人情感的作品。
邵燕祥：我过去曾经说过，不管是写诗还是写杂文，都是我向公众的发言。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诗多半取材于公共空间，包括抒情，或者政治抒情，都是人人理解的公共生活当中的所谓荦荦大者。从80年代中期比较集中地开始写杂文，慢慢超过了我写诗的量。我觉得《五十弦》的产生，离不开我在写作上的诗文分工，《五十弦》从个人情感上切入，但并不是写卿卿我我；有些人认为我借此题材还是写的政治，这个说得过了一些。的确，任何个人感情也好，命运也好，都不能脱离他所属的环境，烘托出时代气氛也是不奇怪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49年以后，一个刚刚冒头的抒情诗人，通过写宣传诗慢慢夭折了，到《五十弦》又复活了；也可以说，《五十弦》集中体现了我自80年代，特别是其中后期以来所信守的“不再配合任何时事，而只写真情，写自己”这样一个思路。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当代的新诗？
邵燕祥：现在很多人唱衰新诗。也有人说成是网络传播或市场经济的罪过。诗歌好像放开了，放开了主要是在形式和风格上实现多元化。现在民间的诗歌刊物大量存在，也没有人挑剔。基本上，我们诗人在追求诗性、追求纯诗的前提下，逐渐淡化了政治，远离了现实，更多地进入所谓内心生活。内心生活是不应该排斥的，对于外宇宙的激情反映本来就是应该通过内宇宙，不应是截然分开的。但是过去不谈内宇宙，现在只提内宇宙的，两眼不看外宇宙了，好像都已经仙风道骨。我觉得这使得我们有些作者、有些年轻的诗人多少浪费了自己的诗情，也浪费了自己的才华。
当然，我觉得诗歌本身，是一种无用之用。你不能靠它去反腐，也不能用它促进生产，甚至也不能用它改善服务态度，这些我们都努力过，都失败了。
诗歌是我们生活中的乌托邦，政治上要废除乌托邦，要脚踏实地走改革开放的新路，但要允许诗歌的乌托邦存在，不要让它受到社会力量的挤兑。不同的诗人中有不同的乌托邦。
一种是纯个人的，完全是闭目塞听的，类似自言自语的，甚至于类似梦呓的。如果不发表，有充分写作自由；一旦发表，读者也有权利不读。这跟80年代初出现“朦胧诗”很多人表示看不懂，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还有一种乌托邦，是仍然保持过去的某种思想影响，希望能够通过诗歌推动改善人民的处境、社会的生活状态，这也是不现实的。
诗的乌托邦是什么？一句老话，诗人还是应该有真善美的追求。在这样的前提下，能够抒发自己真正的内心感受，对读者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让读者在审美的愉悦当中，在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中有所感触有所认知，这就足够了。读者对诗的接受，最表层的是感受，也会进入认知的层次。我认为诗歌的乌托邦，也要注意两个极端化的表现，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作者和读者，在心灵上能融洽的乌托邦和精神家园。
以鲁迅为师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40年代开始写作杂文的，杂文和诗歌创作，对您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杂文创作中您有榜样吗？
邵燕祥：我以鲁迅为师。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仇焕香，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第一次看到我的作文，觉得很好，就批了“文笔老练，非率尔操觚可比。是从何处抄来？”下课后我找他，说仇先生我不是抄来的。他说好吧！第二次作文，他就注意了，在堂上“监考”，后来发现我果然不是抄的。他对我特别好，对我说各种心里话，也问到我的政治倾向。我当时倾向反对蒋介石，他说他有“那边”（指共产党）的朋友，借给我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第二学期他就不在我们学校教书了，但是留了地址，我们一直通信。1946年1月春节前后，我到他家里去，他手头所有的鲁迅杂文集单行本都借我了。这就是我接触鲁迅杂文的开始。
中华读书报：初中时看鲁迅杂文，能看得懂吗？
邵燕祥：看不懂就跳着看。《野草》是后来才多少懂了一些。
中华读书报：您的杂文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您如何看目前的杂文创作？在您心目中，判断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
邵燕祥：在我心目中，好杂文首要的标准，一是针砭时弊尽量中肯到位，二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较一般文学作品更及时。至于杂文的文采还在其次（这一条拙见，为一些重视杂文文采的作者和评论界朋友们所不取）。
现在杂文对现实的反应，当然不及传媒组成部分的“时评”更快捷。许多时评作者也在适当吸收“杂文笔法”，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
而纸媒上的杂文不可能在“迅速、及时”一点上跟时评相比，那就必须在每一篇杂文项下，力图挖掘更深，手术更细，且更注意提高文化品格，使有耐心的读者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同时领受比同一主题的时评更多的思想收获。当然，这都是高标准了，我是做不到了，但希望更多杂文家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