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年间一共发生两起凌迟冤案科隆加恩，一起是袁崇焕案，另一起就是郑鄤案。这个简单的，带有玩笑性质的普通案件，在敌方的陷害下，猪队友的神补刀下，最终以凌迟酷刑结束。这个由玩笑引发的血案始末由来，今天白羽就跟大家聊一聊。
一、郑鄤案的起因
明朝的常州有一个书香门第的缙绅世家，就是郑鄤的老家。老爷子郑振先早年中过进士，为人谦和，文质彬彬，街坊四邻都夸他是谦谦君子，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郑先生的老婆吴安人是个街知巷闻的悍妇。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制度下，纳妾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王夫人拦着贾政不让去宠幸赵姨娘；王若弗拦着盛宏不让去见林噙霜；建宁公主拦着韦小宝不让去见阿珂；那就是老婆就是悍妇的代名词了。
郑振先的朋友圈中计六奇曾经发微博说：“郑鄤之母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
黄宗羲好友也曾经发朋友圈说：“仪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
在郑振先的朋友们看来，郑鄤之母的凶狠程度不亚于常嬷嬷、康姨母。可惜郑夫人吴安人出身江南宜兴吴氏家族，也是门第显赫的科举望族，亲哥哥可是当朝大学士吴宗达。生在富贵人家，有点小姐脾气也实属正常。
郑振先拿老婆没法办，于是找儿子郑鄤商量该如何处理这种事。郑鄤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年纪轻轻就入翰林院当上了庶吉士，登朝拜相指日可待，绝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让儿子出主意整治他妈，还不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
郑鄤的主意很简单，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就请神仙来帮忙好了。于是，父子俩一通装神弄鬼，玩了一招“请箕仙”的把戏。“箕仙”跟“笔仙”的玩法差不多，都是糊弄人的魔术，人为操作性很强。但是自幼笃信佛教的吴安人却怕了，跪求“箕仙”饶命，还很虔诚地要求在“箕仙”面前接受杖刑。
于是，郑振先就让备受虐待的妾来执行“杖责”。看着平时不可一世的老娘挨了几棍子，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恶作剧的始作俑者郑鄤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这一笑不打紧，挨了打的吴安人立马知道自己上当了，表情跟生吞了十斤臭豆腐差不多。
吴安人自幼娇生惯养，在家里一直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存在，哪里忍得下这般戏弄，差点拿把尖刀给他们来个“庖丁解人”。于是吴安人立马跑到当地官府报案，状告儿子“不孝杖母”。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闹到了派出所，郑老爷子哭笑不得，只能加倍赔小心，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就完事了。估计老爷子自己都料想不到，这件小事后来居然闹到儿子被千刀万剐的地步。
二、郑鄤案爆发
时间来到了崇祯年间，新皇登基，臭名昭著的魏忠贤自尽。一批曾经被阉党迫害东林党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被罢免回家一年的郑鄤也迎来了官复原职的圣旨。
郑鄤在天启二年中进士，在阉党横行的时候，他为杨涟、左光斗写的《黄灵歌》与《六君子》传，已经上了阉党的黑名单《东林点将录》。阉党中有宋江的铁杆粉丝，郑鄤排到了第74把交椅，诨号“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等同于水浒中的郑天寿）郑鄤因为弹劾魏忠贤被贬谪，削籍回家。
还没有等到郑鄤走马上任开启官场新生的道路，老爷子郑振先去世，按制度丁忧三年。崇祯四年郑鄤刚要起复，母亲吴安人去世，再次丁忧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等到郑鄤安排好一切进京候补的时候，朝中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正值首辅温体仁当政，刚刚把郑鄤的好友内阁辅臣文孟震赶出内阁。
按照规矩，候补官员郑鄤要到首辅温体仁那里去“拜码头”。心高气傲的郑鄤对上这位进入《明史奸臣传》的人，当然没什么好话。
温体仁问：“南方清议如何?”
郑鄤答道：“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用才”
温体仁说：“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
郑鄤答道：“用才则才出，不用人则才伏”然后用萧何推荐韩信，宗泽推荐岳飞的典故，从里到外把温体仁贬损了一通。
一见面就被啪啪打脸的恼羞成怒的温体仁立即指使手下人去找郑鄤的黑材料，于是吴安人的哥哥吴宗达立刻把郑鄤曾经进过派出所的黑材料递了上去。温体仁如获至宝，立刻以“不孝”的罪名，将郑鄤打入囚牢。明史记载：“帝震怒，下鄤狱”。
温体仁出钱，吴宗达出力，两人很快就又炮制出郑鄤兄妹乱搞与霸占儿媳的罪名。坊间有传言，儿媳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郑鄤最初交由刑部审理，温体仁知道那里是东林党的势力范围，刑部的意见是：“请敕案行查”，温体仁票拟不许。“乃请三法司会审，丽戍边，又票不许”。可见，温体仁就是想置郑鄤于死地。
蹊跷的是，温体仁在崇祯十一年离开内阁，七月去世。郑鄤是崇祯十二年八月被执行剐刑，期间又经锦衣卫复审，东厂提督曹化淳主持会审，最后由刑部定案，最后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呢？
三、猪队友们越帮越忙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到了风雨飘摇苟延残喘的最后时刻。首要问题应该是解决风起云涌的西北农民起义，或者应对满清侵袭寇边，没想到东林党被阉党迫害多年，开始了整治打击宿敌，内部的大乱斗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因为案件查无实据，当事人都已经死无对证了，郑鄤被关在锦衣卫的诏狱中，每天为指挥使吴孟明的两个儿子讲课，小日子还是过的很滋润。
如果不是猪队友们的帮忙和添乱，搞不好郑鄤还能看见李自成打进京城的时刻。要是再猥琐发育几天，还能跟吴三桂把酒言欢，共赏陈圆圆也说不定。结果，来自猪队友们一次又一次地神补刀，终于把郑鄤送上刑场。如果郑鄤知道猪队友这么干，肯定要给他们每人灌上十斤洁厕灵洗洗脑子。
崇祯九年，刘宗周上《痛愤时艰疏》，里面虽然没有提到郑鄤的名字，却用他的事情指桑骂槐把崇祯羞辱一通。结果，帝甚怒，谕阁臣拟严旨再四。
刘宗周看崇祯皇帝没什么反应，再次上疏直接公开为郑鄤辩护，并在奏疏中写到：“不能容一狂直词臣，数其重狱，自此中外颇以言为讳，积成睽贰之端，甚非盛世之福”。皇帝将奏疏留中不发，肚子里已经憋了一肚子火气。
刘宗周的奏疏石沉大海，队友黄道周又出来冒泡了。黄道周书生气十足，不仅指责朝政，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崇祯倚为柱石的首辅杨嗣昌。皇帝更生气了。
崇祯十年恰逢大旱，黄道周上疏说有天灾就说明有弊政，而郑鄤已经被关押好几年了。这封奏疏洋洋洒洒把郑鄤夸成一朵花，顺便把皇帝贬成渣并语重心长的告诫皇帝“挽之在上，不可不早也”。俗话说，泥人也有三分土性，何况是脾气火爆的崇祯。对于这份奏疏，崇祯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他压了压火，再忍了。
更麻烦的是，郑家人也不遗余力地重金贿赂皇后，请为说项。结果，周皇后刚提到“常州郑鄤”，立即遭到崇祯斥责，周皇后，“惧而止”。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按理说队友们应该冷静一下了。
没想到，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看不下去了。郑鄤为他两个儿子长期免费当家教，金牌辅导员直接把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了进士。吴孟明此时因为袒护郑鄤被罢官免职，直接怂恿东林党“劫狱”。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电视剧中，九成九能成功，而且事后无人追究。如果发生在现实中，那就成了他的“催命符”。
皇帝暴跳如雷，在多年的积累的怨气加成下，专门举行了最后一次会审，并且指定由东厂的曹化淳厂长亲自坐镇。于是，郑鄤的判决从一开始的徒，加成了流，从流加成了斩；最后的会审中皇帝法外加恩，从斩加成到凌迟。层层加码之下，一个玩笑最终变成了一场惨剧。据史料记载，刘瑾被割了3357刀，袁崇焕最终被割了3546刀，而郑鄤被割了整整3600刀。
白羽点评：郑鄤案只是明末的党争的一个缩影，从中不难看出明代读书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较真、认死理，缺乏“深识远虑”的政治眼光和顾全大局的政治品德。一个普通的事件在在充满道德洁癖的社会风气下，在有心人操持的政治环境中不断发酵、升级，最终走上极端。明朝的政治暴虐，不但培养出了读书人迎难而上的坚忍，也培养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这种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最终将整个王朝拖入永不见底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