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史中，“雅典帝国”的称呼总会给古典学者带来一些困惑。就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而言，倘若提洛同盟可被称作“帝国”，那么与之对抗的斯巴达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是否也可以加晃这一封号雅典？
一、谈及古典时期希腊帝国的正常标准，难有定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帝国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海上，与称雄于希腊大陆的斯巴达相比，雅典顶多可以算作占有希腊世界的半壁江山；比较同盟所控制的地理疆域和军事实力，雅典与斯巴达可谓各有千秋，平分秋色雅典。若从统治方式（变盟邦为属邦）和对属邦的剥削压迫角度来看待帝国，贡金、驻军和主政官是雅典帝国的三大特点，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人取得整个希腊的霸权，统治区域广于之前的雅典帝国，甚至雅典也成了它的属邦，而且他们也向属邦收取贡金，设置驻军和主政官。
但是雅典，无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还是战后，斯巴达似乎都难以称作“帝国”，而“霸权”仍是最为普遍的叫法。因此，谈及古典时期希腊帝国的正常标准，难有定论。
二、关于雅典帝国的性质问题也是众说纷绘这其中很大程度上与学者们对“帝国”一词的不同理解有关。“帝国”定义的模糊以及古今释义的差别，是导致仁智之见的重要原因。“帝国\"（empire）一词源于拉丁语“imperium\"，与“imperator”（皇帝）的词源相同，二者的关联性很自然地会人想到帝国与皇帝的关系，进而对帝国构成这样的定义：帝国乃是皇帝统治的领土。
古今中外就曾出现过许多这样的帝国，比如古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秦、汉帝国与大清帝国，等等。倘若如此定义的话，雅典帝国显然无法归入帝国的行列，而且当时的希腊人根本就不清楚帝国为何物。因此，“帝国”与“皇帝”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中世纪和近现代西方历史的现实演变，无疑加深了词义的交叠与含混，导致走进理解上的死胡同。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还有许多帝国不是由皇帝统治的，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历史上的范例，这似乎为我们理解雅典帝国提供了些许借鉴。
三、古代希腊没有“帝国”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术语用来指代雅典帝国“雅典帝国”的历史标签无疑属于现代人的发明，古代希腊没有“帝国”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术语用来指代雅典帝国。古代史料中，与雅典帝国与提洛同盟联系在一起时，通常译作“帝国”（empire）。
修昔底德或者其他古代著作家（如公元前4世纪的伊索克拉底），将雅典人的活动与“Tupawia”（僭主政治）联系在一起，而盟友们的地位似乎也被降为奴隶身份。铭文史料所使用的语言又不相同：有些铭文只是简单地说是“诸城邦”，其中有些城市是在雅典人的统治下，或者他们有权管理这些城市。
“帝国”、“联盟”、“霸权”、“僭政”或者“雅典治下的诸邦”，是不同人对于提洛同盟的不同印象，雅典人或者某些忠实的盟友可能认为它是希腊人的“联盟”，是“雅典治下的诸邦”，甚至是雅典的“霸权”，但是，对于雅典的敌人或者对雅典统治抱有不满的盟友来说，它无疑是强大的“帝国”，是可憎的“僭政”。
相对宽泛的术语定义和分类为雅典帝国的多面性格提供了表达的空间，而且每个术语都有许多具体的历史实例可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有必要设立某些标准来区分这些术语分类，而“城邦”便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四、雅典本身是一个城邦，而非帝国雅典本身是一个城邦，而非帝国；雅典的历史也一直局限于城邦史，没有经过所谓的帝国阶段。对此，《雅典帝国与周天下一一兼论公卿执政制时代》已清楚地解释了这一问题：“其实，从国家的实质说，雅典帝国也就是雅典同盟。作为帝国诸邦同盟的盟主之邦，雅典本身还是一个邦，或曰城邦，而不是一般历史上所谓帝国，如罗马帝国、秦汉帝国等帝国。理由十分简单而明确，罗马帝国、秦汉帝国等所谓帝国，是一种国家，是帝国公民的政治单位，而雅典帝国这种帝国不是国家，不是政治单位，当时邦或城邦制度仍然健在，政治单位是邦，是城邦，雅典人是雅典城邦的公民，不是雅典帝国的公民，雅典帝国只有加盟成员，即雅典及其盟邦，而没有公民。”
威廉弗格森使用“帝国式民主”来形容雅典帝国。他的著作《希腊帝国主义》对“帝国”是这样定义的：“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就此而论，统治民族更愿意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无关紧要，那里的权力可以由君主、寡头或者多数人行使，却不会对统治者与依附者的关系造成任何本质性的变革。臣服民族是由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就更加不重要了，因为在依附国中，各种政体都可能存在，而且已经存在过。”他还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或者专制君主获得和维持帝国的政策”。
毫无疑问，弗格森对帝国如此笼统而宽泛的定义，避开了由雅典帝国定性分析而带来的混乱与歧义，为其对亚历山大、托勒密等帝国的详尽论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他的定义无法令人满意，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难道就能称其为“帝国”了吗？他的解释显然有些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五、该怎样理解“雅典帝国”的称呼可以说，一国对他国的统治只是满足一国成为“帝国”的必要条件，不是唯一条件；统治国家的强盛和繁荣的程度，统治的范围和手段，都应算在考虑之内。不过，就古典时期的希腊历史而言，将帝国主义理解成为城邦或者个人努力获得或者维持对其他城邦的统治的政策，似乎更加具有启示意义。
公元前5世纪50和60年代，雅典对纳克索斯、萨索斯等盟友的镇压与剥削可被视作雅典企图建立帝国的努力，是雅典帝国主义的体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伯里克利为了维持帝国统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也该算作雅典帝国主义政策的一部分；而公元前4世纪初，斯拉苏布卢斯和科农打击斯巴达霸权，复兴雅典城邦的努力，必然也是帝国主义在作祟。
当然，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哈丁认为雅典帝国主义包含了诸多方面的政策。
在经济方面，除了贡金之外，雅典还向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货物收取什一税，向在皮拉埃乌斯贩卖和转运的货物收取港口税；在文化方面，自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雅典便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而在这一方面，伊索克拉底是此种帝国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在盟邦设置拓殖地、驻军和主政官，把盟邦降为自己的附属，都是雅典帝国主义的体现。
不过，面对这些约定俗成的称呼，我们还是应该抱着接受的态度，但前提是要对“帝国”和“帝国主义”之类的古今涵义差别很大的术语有着清醒的认识，否则只能张冠李戴，不知所云，进而导致理解上的歧义和认知上的障碍。
实际上，如果按照“统治、领导”的本意去看待“帝国”和“帝国主义”，它们未必是遭人痛恨或指责的字眼。雅典人就没有因为害怕其他希腊人的敌意而躲避不谈自己的“帝国”。伯里克利曾经警告过雅典人：“时至今日，你们像僭主一样维持你们的帝国，获得它可能犯下了错误，但放弃它则肯定是危险的。”
参考文献：阴元涛《第二次雅典同盟研究》
徐跃勤《雅典海上帝国研究》
威廉弗格森著，晏绍祥译《希腊帝国主义》
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