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间部分作者极力描写归田的生活乐趣，大致分为四个方面：初进家门，居室之乐，庭园之乐，户外之乐归去来兮辞教学设计。表现出隐逸生活的无尽乐趣及作者的孤傲坚贞之志。
1、在第2段写到初见家门之时，“载欣载奔（译文：心中欣喜，奔跑过去）”，一派狂喜之态。
2、家人等候迎接作者的归来，尔后举家欢庆，其乐融融。从“引壶觞以自酌（译文：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到“审容膝之易安（译文：觉得住在简陋的小屋里也非常舒服）”几句，写饮酒自娱之乐与傲然自得之情。
3、随后作者将笔锋从写居室转到了写庭园，甚至到高处、远处等目光所及之处，精心选取了园日涉、策杖流憩、抚孤松、出岫之云、知还之鸟等几个画面。
再加上前面的引觞自酌、倚窗寄傲等生活场景，创造出一个安乐闲适的意境，表面写景，实则抒怀。
4、第3段中作者听亲人说知心话，以琴书为伴，乐以忘忧。接着在农事闲暇之余乘兴出游，从出游方式到途中所见之景，作者都娓娓道来，春意盎然，诗意盎然，趣意也盎然。
作者触景抒怀，万物的生机勃勃和欣欣向荣却让他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倏忽即逝，也流露出及时行乐之意，但总的感情基调仍是明快愉悦和乐观的。
如何赏析《归去来兮辞》？
一弯盛开荷花的清流
——简析《归去来兮辞》（并序）的语言特色
武汉一中 高尊平
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缘由，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抛开争议不谈，从文本切入，或许看得更加真切。 在《归去来兮辞》序文中，作者陈述了辞官的动因。一是妹妹在武昌（今鄂州）去世，身为彭泽县令的作者要赶赴外地奔丧，不得不离开衙署。此为直接原因。二是诗人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与官场的繁文缛节、循规蹈矩、格式化、程式化的要求格格不入，于是心生归隐之念。这才是根本原因。由此看来，陶渊明不是一株开在华屋高堂的水仙，而是一茎开在曲水清流中的荷花。 就语言特色而言，陶渊明的诗歌则像一条盛开荷花的清流。自然、清新、雅致、淡远、绵长，是该诗基本的语言特色。 从词语选用看，该诗较多地采用了叠音词、双声词、叠韵词，既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又增强了诗歌的韵味。其中，叠音词有“遥遥”“飘飘”“翳翳”“欣欣”“涓涓”“遑遑”等，表意形象鲜明，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传达出轻松、闲适的韵味，表达了诗人对隐逸生活强烈期盼和无比喜爱的情感。双声词有“惆怅”“崎岖”，叠韵词有“盘桓”“窈窕”，连绵词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音乐感。 从句式运用看，该诗以整句为主，偶用散句，语言整饬，节奏鲜明，形成明快、流畅的格调。全诗以6字句为主，兼用七言、四言、八言、三言。大致说来，四字句和六字句可划分为两个节拍，如“乃瞻/衡宇”“奚惆怅/而独悲”，相对欢快；七言和八言则划为四拍，如“田园/将芜/胡不/归”“胡为乎/惶惶/欲何/之”,相对舒徐。疾徐相间，较好地反映了诗人情绪的变化。如第一节，首句用四字句，反映诗人急迫归隐的心情；接下来连用三个七言句，表达误入官场、远离田园的沉重心情，一疾一徐，配合情绪的表达，可谓恰到好处，浑然天成。 从修辞使用看，除大量采用对偶外，诗歌还采用了反问、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修辞的运用增添了文采，增加了蕴含，突显了清新、雅致、淡远、绵长的语言风格。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采用对偶，化用典故，表达迷途知返之意，富含哲理。“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采用对偶、借代和夸张修辞，“容膝”指代简陋狭小的居室，该句表达蔑视富贵、安于贫贱、知足常乐的情怀，表意鲜明显豁。“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采用对偶、比喻（双关）修辞，画面清新淡远，而蕴含十分丰富，物我无间，情景交融，诗味浓郁。“胡为乎惶惶欲何之”，采用反问修辞，传达出自我商量、自我劝勉的语气，反映诗人摒弃名利思想、根绝仕宦念想的决心，在迂回委婉的语气中表达一种决绝的志向，回味悠长。 从韵脚使用看，第一节押灰堆韵，第二节押人辰韵和言前韵，第三节押油求韵，第四节押衣期韵，押韵强化了语言的回环美和音乐美。 总之，《归去来兮辞》宛如一弯盛开荷花的清流，呈现出清雅、淡远、自然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既与文章内容有关，也与作者人格有关，还与语言运用有关。
归去来兮辞序的写作意图和目的？
《归去来兮辞》写作背景 由于受儒家的影响，陶渊明年轻时曾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来实现“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期，正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时期，高门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庶族寒门则遭到无理的压抑。作者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作过晋朝的大司马，但本身并非高门士族，在当时就已难避讥骂。到了陶渊明时代，家道衰落，他自然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重视。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王公大臣忙于争权夺利，不断地互相倾轧和残杀。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保的乱政，桓玄的篡位，以及刘裕的拥兵自立。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陶渊明29岁出仕，在以后的10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不仅济世的抱负无从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地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和耻辱。因而屡屡辞官回乡。公元405年秋天，由于叔父陶夔的引荐，他被用为彭泽令，在官80余日，逢郡遣督邮至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接迎，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问乡里小儿。”即日解缓去职，结束了仕途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归去来兮辞》就是一篇他结束仕途生活的宣言书。 作为一篇文学作品，这首辞的成就很高，历来为人所称诵，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经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可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归去来兮辞》写作背景 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陶渊明为彭泽县令，上级派督邮（督察属县政绩的官吏）来县。县吏说应当冠带整齐，前往迎见。他叹气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辞官归隐。他在回家时，写下这篇文章表明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