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起初作为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范畴华夏动力，发展到与文明等同，直至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统称，其内涵和外延是不断扩大的。我们常说的良渚、陶寺、石峁等考古学文化，就是这样的概念。既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统称，其必然是以稳定的食物来源（农耕或畜牧）、形成聚落为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的。
中华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华夏动力，至今中国各地的很多文化差异仍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苏秉琦先生根据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提出了一套“区系类型”的概念，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当然，中华大地的疆域远不止六个文化圈的范围，而且蒙、藏、疆、西南山地和沿海岛域也各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华夏动力。六大文化圈，是由各地区内部不同文化融合聚合而成的，内部各文化之间的起伏和竞争从未停止。而且六大文化圈之间，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彼此影响的。
长期以来，仰韶文化的成果占据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流位置，随着考古资料的累积，中原中心论的旧说，已被六大文化圈平行发展而又相互影响的观念所取代。比如，良渚的礼器与东南沿海的玉石文化，成为中国各考古文化中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比如，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湖南道县，江汉平原的稻米文化不断向四周扩张。比如，北方后期的仰韶文化，鲁南苏北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与江汉间的屈家岭文化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北方的红山文化经过张家口草原，折向山西的汾河河谷，与来自关中的仰韶文化在临汾盆地汇合，所以陶寺文化也有着江汉文化与东部沿海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圈的中心地带是宝鸡到郑州一线，其西虽与西陲地方文化关系密切，却是中亚、西亚文化传播的通道；其东则是山东文化的过渡地带。而宝鸡到郑州一线又可分为两个系列：西支为宝鸡与陕县之间，东支为洛阳与郑州之间。中原文化圈也跨越距今七千年到二千年，有着五千年的分合与进退。从仰韶的早期与晚期，过渡到客省庄二期，然后到周文化，有着相当明晰的连续性。其西支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都是关中地区平行发展、相互交错的地方文化，最终庙底沟类型占据仰韶文化主流，向东扩张直达郑州。庙底沟的彩陶及玫魂花纹，是其主要特色，苏秉琦认为这与中华民族自称“华族”关系密切。事实上，以黄帝为主的五帝传说系统，恰与庙底沟类型的传播相对应。
中华六大文化圈的交互聚合，加上青铜制造、车辆使用、小麦种植、牛羊养殖等技术由西亚自西向东传入，赋予中原文化巨大的能量，使之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三千余年前，西周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其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大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公认的春秋六霸:齐桓、秦穆、晋文、楚庄、夫差和句践，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占其半，就是南北文化的生动写照。中国几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期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本土文化，但她仍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自形成之日既深受外来文化的滋养，也对世界文明产生着重要影响。总地来看，北方地区崇尚循规蹈矩、守顺安命的孔孟儒家，南方则崇尚思辩、灵性的老庄道家，并把外来佛教融合为本土信仰。
中华文化的起源远远早于周朝，但夏商周却是极其重要形成阶段，尤其周朝是华夏文明的升华阶段。夏代的历史迄今为止只是传说，二里头夏都的说法考古资料本身并不支持，傅斯年认为周人认同夏人、以“夏”自居、视商人为东夷。夏后氏政权是周人为营造周王朝合法性而夸大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殷商文化的两大特色，就是甲骨文和王权。中国文字的源头，陕西临潼姜寨、河南舞阳贾湖、山东大汶口等遗址出土的龟甲、陶器上都有刻划符号，但殷墟卜辞文字已离开图像，已相当成熟。在殷商，王权压倒了教权，商王作为“下王”与“上帝”并称，足以发挥其文化核心的作用。
周以方国代商，危机意识贯穿于《尚书》的周初文献中，形成“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天命观，具有普世意义。而小国寡民，只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寻求不同文化族群的合作。三代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美好时光，时入东周“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方文化加速融合，“百家争鸣”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必将破茧而出。也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周人“天命”孕育出以德政、礼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儒家保存整理的周朝文献，如《诗经》《尚书》《春秋》等，成为百家争鸣的基础。而老子的《道德经》奠定了中国哲学基础，《庄子》则进一步肯定个人的价值。墨家和法家则是对儒家的反正。而黄老和阴阳家天然与道家有着关联性。
随着秦汉大一统、隋唐大一统黄金时代到来，中华文化在与草原文化的融合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蓬勃向前发展。同时，中原文化南移，东南沿海文化逐渐成为东西交流的纽带，中华文化终究百川入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未有断层的奇观。从而赋予龙的传人自信而包容的强大文化品格。
有一点必须承认，周朝时期，中华文化中各种思想意识的主体框架已经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