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从9月份起改革外币利率管理体制，决定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和客户协商确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业协会统一制定，各金融机构统一执行。外币利率管制的取消显然标志著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由幕後推到了前台。1959年－1978年20年间，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仅进行过两次利率调整，1978年－1989年，银行利率7次提高。1990年－1991年3次下调利率，1993年2次提高利率，仅1996年到1999年8次下调利率，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在九十年代被更充分运用。也正是在实践中，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正式拉开。既然利率市场化被定义为政府调控下对利率上限和下限的放开，那麼，据此判断，中国实际上已进行了利率市场化的变革，下一步的变革，即对存贷款利率的放开只能称之为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而已。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政府“抓大放小”和“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的一个侧面。“抓大”就是要抓住基本利率（优惠利率还要逐步缩小范围），“放小”就是要放开其它利率。“有所为”就是在基本利率制定和其它利率微调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不为行政手段，不管制基本利率外的利率，最终目标是存贷利率的放开。利率市场化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将是多重的，可谓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利率上升，均衡点在黑市利率和官定利率之间，对资本市场而言，无疑於一次一步到位的加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现行市场是一个利空。当前的利率决定存在缺陷，一定程度上既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也不能反应借贷的价格，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与法定借贷相对应的民间借贷市场，应该说，只要存在价格的扭曲，价格的修正就会成为一种需要，因此以民间借贷方式所进行的对资金供求关系的调节在所难免。甚至包括一些国有银行也在从事高息揽存之类违规的事情。由於民间借贷的独特性，其利率的高低很难确定，区域性和时效性的特点比较强，但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温州，某年的利率状况如下社保理事会：活期存款利率比同期银行利率高316％，定期存款利率比银行利率高115％－187％；贷款利率月息在2－2﹒5分，比银行对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高200％－280％；在存款利率档次上比银行信用社多一个月以下的档次，并按日计息。目前的两市利差有多少尚无法精确计算，但是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民间借贷利率高於官定利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利率的非市场化。官定利率的存在，为民间借贷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为国有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告贷无门。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民间集资甚至会演化成全国范围的非法行动，危及全国的金融安全。同时由於官定利率的非市场化，争取一笔贷款相当於得到一笔利差收入，它为腐败现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企业所支付的成本可能并不代表贷款的成本，金融信贷部门的寻租现像极为普遍。利率市场化後，上述不合理性会得到改观。自从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後，这种现像尚且已得到改观，“惜贷”和“惜借”并存。银行部门的存差竟达万亿之巨。尽管利率市场化会在一定时期导致利率的上升，并对资本市场形成冲击，使部分资金分流出市场而选择储蓄形式，但市场会最终找到一个均衡点。市场参与方对比点的波动将变得敏感，而且市场化的利率实际上是将一部分隐性成本显性化而已。其次，利率市场化使市场参与者面临利率波动风险的同时，接受市场的考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表现为不确定性，而利率市场化则加剧或放大了利率的不确定性，无论是经营者（银行）还是接受者（企业），甚至是管理者（政府），三者之间的关联度更高，一方的不当举措不仅会影响自身，更会波及到其它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竞争工具。而价格的决定权归於企业，企业的定价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自然地，货币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必然会利用价格工具，即提高或降低利率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其营销策略。而由於货币经营的特殊性，其危机的传导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可能由此引发金融危机。一旦银行以价格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而形成过度竞争，则会发生两种趋势：银行间的购并和破产，应该说，中国的银行体系还很脆弱，竞争力不强，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数额巨大，资产利润率还不到1％。市场化的利率短期内为它们提供的运营空间并不大，相反，它们将直接地面临来自国内外竞争的压力。因为一般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将会导致利率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即LIBOR）的关联系数增大。另一方面，企业的利率风险也在加大，而且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将更多地发挥作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企业和信誉良好的企业将会以更快更便宜的价格得到贷款。相反，业绩不好的企业将会很难或很高代价得到贷款，而在大批的国有企业尚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竞争力不强的现实状况下，开放利率可能会使一批企业陷於困境。资本市场上现有的上市公司，由於基本上属於行业的优势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完善，且得到直接融资的支持。因此，利率市场化将使上市公司发生两极分化，呈现“强者恒强”的格局，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也有一部分公司，亏损严重或业绩滑坡，无法得到直接和间接融资，壳资源的优势不复存在，在竞争中处於劣势，甚至退出上市公司的行列，因而从外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供了压力。再次，利率市场化客观上为工具创新提供了动力和压力。目前的市场状况应该说发生了积极意义上的变化，今年资本市场的变革均围绕市场化进行：取消证券投资基金一级市场的配售权；开放式基金的酝酿和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成立；国有股流通方案的设计；二板市场的启动，而利率市场化则会加速这一进程，因为利率市场化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一旦政府的指导信号明确无误，那麼在市场化之下，企业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市场竞争而需在工具上进行创新。在利率市场化之前，由於政府可以人为地设定一个较高或较低的利率，从而调节利息成本在居民、厂商和政府之间的分配。而放开利率之後，政府的成本调节权复归市场，企业和居民对利率避险的要求就会提高，而无可否认，在利率管制之下，企业和居民是价格的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和创造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放开利率的结果是提供创新工具，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而纵观国内外的资本市场发展的历程，每一次创新都会给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利率市场化也不例外。从层次上看，按其紧迫性，工具创新可能会涉及下列几个方面：1、利率的期货和期权体系。基本的应包括利率互换、利率期货和利率期权，只要存在利率的风险，就必然存在避险的要求，而期货尤其是商品期货在我们国家曾取得过一定的经验，目前股指期货的探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相信股指期货和利率的避险体系会为资本市场的安全运营提供支持；2、外汇市场继经常项目放开後，资本项目的开放也面临著较大的压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之後，由於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渗透将使上述问题更为突出。利率和汇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小国经济模式下，一国的利率波动对它国的利率影响度有限，尤其是在管制利率和固定汇率之下，一国经济所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更小。问题是，按照YΚC＋I＋（X－M）的模式，汇率的波动更大侧面上影响X－M，而利率的波动则影响到C和I（当然汇率和利率的波动都会使Y发生变化）。而市场化的利率意味著波动的国际化，因为利差的存在会使货币流动和兑换变得频繁，尽管汇率的管制会部分地抑制货币之间兑换的势头，但无法禁绝，而且利率的市场化必然会冲击到一国的汇率体系，反之亦然。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在国际开放的形式下压力趋大，它将导致汇率市场化和完善的避险工具的出现。最後，从管理的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对监管的内容、方式和时效都提出了新要求。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其目标是相当明确的：在规范的基础上，依法引导市场，使政策工具和效果之间趋於一致。在非市场化的监管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政府直接介入市场，对市场的走势进行实质性的干预。中国的股市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但市场上仍然有“政策市”的说法。政策的运用本无可厚非，关键在於政策是否体现了政府一贯的方略，是否与市场的力量相一致。应该说，利率市场化为监管模式的变更提供了一个契机。1、利率在资本市场中是强有力的工具，尽管存在时滞，但市场总会以某种方式来体现。1996年以後的降息举措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利好因素来影响大盤的走势。而利率市场化後，由於利率反映了货币供求的实际关系和预期的经济景气状况，所以，根据各种数据判断，市场最终是利率的决定人和调节者，避免了利率杠杆的人为操纵或反映失真，也迫使监管由直接而间接的转变；2、利率市场化使监管更多地侧重於风险监管。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利率市场化可能使市场上存在道德背悖的风险，一方面通过内部控制使利率风险在股东和公司之间转换，或者不顾收益情况，盲目借贷，形成重大损失；3、利率市场化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导致借贷与风险投资并存，甚至在保险、证券、银行和信托之间形成广泛的业务交叉，因为这是由利率纠正系统的时滞所形成的“脱媒”现像产生的，这在监管的时效性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