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或许有的人不知道“陈伯达”是何许人，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在伟人的三十多个秘书当中，陈伯达位列首席秘书，他也有着第一笔杆子的称誉瞳孔放大图片。在人生巅峰期的时候，他是第四号人物。
一介文人，以手中笔杆子起家，位列新中国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
生命定格在1989年1989年9月份的北京，连着下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暴雨，天气骤降。气温的徒然变化，最是考验老年人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突发意外。
1989年，这一年的陈伯达85岁。
9月19号的夜晚，下起了暴雨，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才稍微缓了一些。
9月20日清晨时分，陈晓农要在这一天去到石家庄看望母亲。
陈伯达的一生中有三次婚姻，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名唤叫“刘淑宴”，两人之间的年龄相差了整整18岁，结婚那一年，陈伯达46岁，刘淑宴28岁。
陈伯达晚年接受访问
在陈伯达即将失势的时候，这段婚姻也逐渐走到了尽头，刘淑宴给陈伯达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陈晓农。
1981年陈伯达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北京东郊一栋民房安度晚年。
他出狱后的生活谁来照顾呢？当时他的三任妻子都还健在，但是已经形同陌路。
大儿子陈晓达早年间卧轨而亡，小儿子陈晓云的精神又有问题，最后照顾陈伯达的责任，就落在了陈晓农的肩上。
彼时的陈晓农还和老母亲在石家庄生活，为了照顾陈伯达，他和妻儿被调到了北京。于是，陈晓农就得两头跑，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前往石家庄，照顾老母亲。
9月20日清晨，天微微亮，陈晓农出门之前去到父亲卧室，看到父亲睡得很熟，就没忍心打扰他，只是给他盖了一下毛毯。
大约九点左右，陈伯达醒来，口中嘟囔着“好冷”。
他走出卧室，询问儿媳张兰华“晓农走了吗？”
“天刚亮就走了，他去你屋子里好几次，看你睡得熟，就没叫你”，张兰华回道。
家里有老人还有一个小孩，为了照顾这一老一小，张兰华办理了停薪留职，在家做着全职家庭主妇。
虽然陈伯达每个月有着两百元的生活补助，但是大多被他用来购买书籍了。因此全家四口人的生活开支，大多都依靠着陈晓农的工资，日子不富裕，也不贫困。
中午时分，张兰华给陈伯达送去了饭食，他在卧室里吃饭，儿媳带着孩子在客厅边吃饭边看电视。
突然，卧室里传来了“咚”的一声响，张兰华赶紧进去查看。眼见得陈伯达歪着头靠着墙，嘴唇和脸发紫，口中刚吃进去的饭食兀自流淌了出来。
事后，医生给出了答案：因为天气骤降，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陈家的对门住着一个老公安萧键，人称“老萧”，老萧住在陈家对门，是特意安排的。一来陈伯达虽然出狱了，但还处于服刑期；二来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毕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伯达也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右一戴眼镜是陈晓农
张兰华看到陈伯达头歪着抵着墙，一下就慌了神，她一边上前去扶起陈伯达的头，一边让孩子去敲对门。
老萧听得孩子的诉说，从家里拿了救心丸赶将过来，给陈伯达喂了下去。
老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定了定心神，当即做了四件事：
1、先去找最近的社区卫生站；
2、给朝阳医院打了电话；
3、给刚到石家庄的陈晓农打了个长途；
4、通知了陈伯达的单位北京文史馆。
卫生站的医生是第一个到达陈家的，这个医生把了一下陈伯达的脉搏，感觉还有一丝微弱的跳动。正准备打葡萄糖针的时候，朝阳医院的陈医生和徐医生也急匆匆的赶到了。
一看更专业的人士来了，卫生站的医生就主动站到了一边。
陈医生首先给量了血压，发现已经没了血压，他眉头紧皱，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不好的预判。
为了确认，他翻开陈伯达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放大了。这才叹着气，说道“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
一旁的张兰华虽然心里早就明白了，但是医生的话一出口，短短的几个字直冲心脏，瞬间就绷不住，失声大哭。
这时候，文史馆的书记也赶了过来，得知情况后也是叹息、摇头不止。
眼见得张兰华处于悲痛之中，无法做主，在场的众人商议，先把陈伯达的遗体送到朝阳医院的太平间，等陈晓农回来后再商量料理后事。
众人协力把陈伯达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
天空仍旧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车子缓缓而去，后车轮卷起雨水，打湿了时光，也模糊了岁月。
陈伯达的生命定格在85岁，时间：1989年9月20日。
1981年公审时候出席的陈伯达
身后事处理陈伯达出狱后的生活费，一开始只有两百元，后来因为申请买水果吃，就给涨到了三百元。陈伯达去世后，清点了遗产，他的稿费从1958年开始算起，大多都捐给了科学院图书馆。除了捐赠的，和买书花销的，还剩余两万多的稿费。
这笔两万多的遗产，大多给了陈晓农一家。
陈伯达火化的日子定在9月28日，要求一切从简，现场不挂横幅，也不用“陈伯达”这个笔名，而用本名“陈建相”。
文史馆给提供一辆面包车，并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全程跟随操持丧事。
9月25日，陈晓农和众人商议好了丧事料理的几点事宜：
1、以口头通知的形式，告诉陈伯达的一部分同事，自愿参加；
2、准备一张遗像；
3、从旧衣服里找一件比较新的中山服给陈伯达换上；
4、花圈和挽联写“陈建相”这个名字。
其他三点都好办理，唯独这第二点，遗像的事有些难整。以前的旧照片早在1971年的时候就遗失了，出狱后的陈伯达本身就不喜照相，陈晓农在家中找寻很久，都没找到一张父亲的单人照。
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让懂得一些摄影技术的王东升，从现存的合影照片里，裁剪出陈伯达的单人照，在进行放大后充当遗照。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火化的日子了。
1981年公审时候出席的十个人
遗体火化，尘归尘，土归土陈伯达的遗体由陈晓农一家和王东升，一路送到了告别室。在举行正式告别之前，遗体要先送到化妆室整理一下仪容。
跟随来到化妆室的还有冰心的外孙陈钢，他看到排队的挺多，如果排队恐怕时间上赶不及，于是就走到化妆师跟前，指了指遗体，附耳说了三个字“陈伯达”。
化妆师看了一眼没有回应，等处理完手上的工作后，他就立马给陈伯达的遗体整理仪容，这是陈伯达最后一次享受到的特殊待遇了。
一旁站着的老干部姚黎民看垫着的枕头有点低，化妆师不好操作，就脱下身上穿着的棉背心，垫在了陈伯达的头下。
陈晓农看到此景，当即出门去寻找合适的东西，毕竟天气阴冷，让一个老干部脱了棉背心于心不忍。
陈晓农在院子里找到两块砖头，走进来用砖头替换下了棉背心。
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位于八宝山殡仪馆，在西边的一处旁门里面，编号是一，不是很显眼。
整个告别室的面积大概就一间教室大小，里面没有挂横幅，只写有“陈建相”三个字。旁人经过的时候，有好奇的人伸头张望，也不会知道这原来是显赫一时的“陈伯达”。
陈伯达穿着一身旧中山衣服，这是他生前经常穿的。他躺在告别室的中间，身上覆盖着白色布单，周围摆满了送来的花圈和挽联。
陈伯达一生中有三次婚姻，出狱后的他也没和任何一任妻子住在一起，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三任妻子都没到场，只是托人送来了挽联或花圈。
陈伯达著作之一
整个告别仪式显得很安静，即使有人伤心至极，也只是小声抽泣。
张兰华长年在家照顾陈伯达，对这个老人的感情很深，她也是个感性之人，没控制住情绪，大声哭了出来。她这一带动，在场的其他人也没在压抑自己的情绪，纷纷哭了出来。
告别仪式结束后，姚黎民流着泪把陈伯达的遗体送到了火化炉旁边。
几天后，陈晓农带着妻子，和王东升一道，去殡仪馆拿回了陈伯达的骨灰，暂时把他的骨灰寄放在了老山骨灰堂。寄放在这里的骨灰，都是附近普通老百姓的，存放期只有三年。
1991年，陈晓农一家带着陈伯达的骨灰，回到了福建惠安老家，放在了当年陈伯达出生的屋子里。
同样的屋子，来时躯体，再来的时候已成了灰尘。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同样的乡村老屋，85年的时光，依然存在，而活在这里的故人，却已化为尘埃。
后记陈伯达的理想不是想当一个政客，他也当不了政客，当一个政客是需要到处活动，到处讲话演说。陈伯达那一口晦涩难懂的闽南话，别人听不懂，他也急。
他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政论家，自己写出的文章能让全国都知道，就是最大的成就。对于一个靠笔杆子为生的人，以“文章名动天下”是最初的梦想，但是搞政治的人，想当一股远离旋涡中心的清流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在世俗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活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陈伯达亦如是。
一撇一捺为“人”，一撇写了个“坏”字，一捺画出了个“好”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