遽怎么读(蘧怎么读)

  有人喜欢唐诗,认为无出其右,然而也有人更中意宋诗,认为无论在题材、思想各方面都远超唐诗。而大诗人苏轼,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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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尤其对词的贡献极大。

  苏轼也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他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同时,他扩大了词的题材,怀古、感旧、抒志、咏史、写景、记游、说理等都可以入词。

  他的许多诗歌源于当时的感动兴发,既能够不脱离具体的审美意象,又寄寓了某些哲学内涵,给人以关于社会、自然、人生、心灵等各方面的道理。

  可是这些道理,不是像老夫子或者道学家那样,通过喋喋不休或是推理论证而得出,他“以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他的诗歌是感情和理性的粘合剂。

  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黄庭坚也说:“吾闻斯人,深入理窟。”都是突出强调东坡居士的哲学造诣。相信看完下面要说的苏轼的这些哲理诗,一定也能够让你在人生的困顿和沉浮之中豁然开朗。

  东坡居士的哲理诗,主要是围绕着人生问题展开,抒写多舛人生的偶然性、有限性、缺憾性、悲剧性;而不同于其他诗人的,是他在涂抹苍凉底色、流露感伤意识的同时,提供了心灵解脱、形神超越、清旷闲适、自在悠然的独特体验。

  诗人以审美的眼光、辩证的思维,观照社会事物、自然现象,体察、感悟人生,进而上升为哲思理趣,转化为诗性智慧。诗词为哲思提供了展现智慧的平台,哲思使诗词获得了升华的阶梯。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字子由)同时考中进士,时年分别为二十二岁与二十岁。(苏轼、苏辙与其父苏洵被后人称为“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五年后,苏轼获授大理评事凤翔府(在今陕西)签判,十一月动身赴任。苏辙伴送至郑州,回京后,写了一首七律。苏轼遂步韵作和,写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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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前四句巧妙地以形象、生动、新颖、奇警的鸿雪意象,譬,喻人生漂泊无定、聚散难凭的经历,蕴含着深刻的哲思,此为全诗的重心所在。

  说它“巧妙”,在于苏辙原诗“共道长途怕雪泥”之句,只是忆及当时旅途泥泞难行,充其量是暗喻人生道路、生命历程之艰难;

  而苏轼则机敏地把“雪泥”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抒写鸿雁偶然踏在雪泥上留下爪痕之后,便飘然远引,踪迹杳然,根本没有考虑也没有人知道它究竟飞往何处,后事如何,说明人生去来无定、聚散偶然、命途难测、遇合无期。

  这样,就把普通至极的事物,化作“雪泥鸿爪”的深刻哲学命题,堪称“点石成金”的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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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后四句照应“怀旧”诗题,通过回忆前尘往事,认证并深化诗中蕴含的哲理性认识。

  旧事两桩:其一,当年兄弟应试过渑池时,那位热情接待他们的奉闲老和尚已经圆寂,留下了一座贮藏骨灰的新塔;而他们共同题诗的寺壁已经坍塌,因而也就无从再见旧时的墨迹。

  人们惯说“物是人非”,时间仅仅过去五年,竟然不只人非,物亦非了。死者形迹的转换和生者墨迹的消失,两相映衬,言下不无感伤意味。而这恰恰印证了前面的哲学思考:人生多故,世事无常,一如雪泥上留下的鸿爪,雪化泥消爪痕荡然无存,更不要说漂泊无定的飞鸿了。

  旧事之二,那次进京赴考时骑的马,半路上死了,只好换乘一头毛驴到了渑池。山路崎岖,路程遥远,瘦弱的毛驴累得嘶叫不停。

  诗中既有对人生萍踪不定、鸿迹缥缈的怆然感怀,又有对骨肉情深的往事的追怀与眷念;在张扬着温馨亲情和浓郁诗意的同时,以鲜活灵动的意象反映哲思理趣,寄意深沉,让人产生共鸣。

  同样是与子由互通心曲,同样属于心性启悟、人生体验,坡公还写过一首七绝: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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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作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东坡时在杭州。诗中对王安石新法有所讥讽,结果被蓄意倾陷他的一些人罗织罪名,连同其他一些诗文告到朝廷,就中有“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的话。

  诗中与其胞弟坦诚地交谈心事:开头说多年来,我贪位窃禄,恋栈不归,自己感到羞惭难以自适,这是很自然的;那么,值此年丰岁稔之际,你又为什么有所忧愁呢?

  尔后又由“忘归”生发开去,联系到了《后汉书》中东汉功臣伏波将军马援及其从弟的故实,说道不用等到遭遇“飞鸢堕水”的艰险处境,自己早就想到马少游的告诫,准备抽身引退了。

  “飞鸢堕水”,出自马援的一席话:“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飞鸟坠落状态)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此前其从弟马少游曾劝告他,但求衣食足用,不必追求高官厚禄自讨苦吃。看得出来,此刻马援对于功名之累已经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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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东汉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著名军事家。汉光武帝时,拜为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世称“马伏波”。

  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他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他本人也染病身死。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以至此!

  马援戎马终生,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明代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他在以前南征交趾时,曾经载回一车薏苡粒,以备日后药用,结果被人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汉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这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

  这样,“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也就成了千秋智者悟道之言,但真正能够记取并且践行的,其实也未必有很多人。

  子由见到此诗,当即奉和,诗云:“贫贱终身未要羞,山林难处便堪愁。近来南海波尤恶,未许乘桴自在游。”意思是眼前的政治风波,涛惊浪恶,大概你想退隐全身,恐怕也很难做到。果然不久,东坡就遭到了控告、诬陷。

  不过,在逆境中东坡居士也有着一种洒脱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此心安处是吾乡”便是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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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在坐了一百天的牢狱之灾后,苏轼被贬出京城,并且,此案还牵连到了苏轼的好友王巩,他也被贬出京城。

  在王巩受贬时,家中原养的几个歌女都纷纷散去,只有一位叫柔奴的歌女甘愿陪着王巩随行到岭南。元丰六年(1083年),王巩奉旨北归时路过黄州去见苏轼,柔奴为苏轼劝酒。因为柔奴家本在京师久居,苏轼便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但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遂作了一首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来赞美她: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琢玉郎”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用来形容他的姿容美如玉,这里是苏轼在形容自己的好友王巩。又用“点酥娘”、“皓齿”来描述柔奴的肤白貌美、明眸皓齿。

  通过“自作清歌”能使“炎海变清凉”来描写柔奴歌声的美妙,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口中传出,让人感到仿佛有雪片飞过,使炎暑之地也能一变成为清凉之乡。她的歌声使王巩原本政治失意后忧郁苦闷的坏心情一扫而光,反而变得超然旷放、恬静安详。

  在苏轼看来,美好超旷的歌声发自于美好超旷的心灵。柔奴跟随着被贬的主人前往荒芜之地,虽然历经磨难,归来后却依旧能笑容满面,青春焕发。

  苏轼不仅仅在赞赏她高超的歌技,更是在赞颂她广博开阔的胸襟。如果没有身处逆境却能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她又怎么能做到这样?

  最后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化用了白居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和“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初出城留别》)的诗句,又带有王巩和柔奴遭遇的烙印,铿锵有力,警策隽永。

  这不仅是对柔奴的高洁人品和随缘自适的旷达乐观的歌颂,同时也抒发了苏轼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寄寓着苏轼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东坡居士关于人生感悟之类的诗作,有许多反映在旅途中。如《慈湖夹阻风》: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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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六月,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南行乘船至当涂北慈湖夹时,为风浪所阻,遂有此诗。诗人躺在船上,气定神闲地观看着天边月落的地方,云横千丈,一色皎然。

  啊,天将破晓了!这时,但见经验丰富的老船工急急爬将起来,观察一通四周的风势,尔后紧急呼啸,借得半帆清风,迅速开船赶路。

  行进中,前方突然进入了江流险段,老船工处变不惊,暂且傍着临江的小村,驾船行驶,倾斜摇荡着渡过了险滩。应该说,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诗人却说,仔细一想,要说风险又何止此处,人世间哪里不是满布着峭壁危岩呢!

  最后这句“人间何处不巉岩”,为诗人的椎心泣血之语。既是此次艰险旅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仕途中屡遭贬谪、历经忧患的概括性、形象化的书写,体现了诗人旷怀达观、履险如夷的精神境界和直面现实、不避艰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诚如清人汪师韩在《苏诗选评笺释》中所言:“荒湾旅泊,却写得即事可喜。此数诗,足以豁尘襟而通静照矣。”

  坡公写过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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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丰五年(1082)三月,坡公有黄冈沙湖之行,途中遇雨,因未备雨具,同行者遑万状,唯先生步履从容,泰然自若。此词即抒写其雨中的独特体验,其事固小,而寄寓深广,颇富哲理性。

  就在三年之前,先生“愠于群小”,以所作诗文“语涉谤讪”,而遭逮捕下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后被流放到了黄州。虽历经磨难,而其心境仍如此宁静、超拔,且吟且啸,缓步徐行,显现出内外宇宙之和谐统一:人事既“一蓑烟雨任平生”,大自然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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