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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相信大家也看过不少关于大选的段子了。
不光是中国人编段子，“新总统”自己也拿大选打趣。
10月7号，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时，一只苍蝇落在了特朗普副手彭斯的头上。
拜登团队迅速蹭了一波热度，第二天就推出了一款售价10美元的苍蝇拍。
在特朗普与拜登首场辩论会的两天前，拜登团队就开售印有“我缴纳的所得税比唐纳德·特朗普还多”的T恤。
特朗普团队推出的口罩周边
两党候选人团队把创意迅速转化成产品，也意在凸显背后的“美国制造”。
比如拜登应援官网的产品，均出自一家名叫Bumperactive的印刷公司。
应援商品“美国造”，也是想表达他们提振美国制造业的信心。
拜登出生在宾州铁锈城市斯克兰顿，长期把自己塑造成美国工人的捍卫者。
跟特朗普竞选辩论时，拜登说要增加3000亿美元政府投资用于技术研发，未来将投资4000亿美元在新能源汽车上，以确保清洁排放。
不过这还没上任呢，在他的竞选官网上，承诺购买清洁能源汽车的开支就“缩水”到几百亿美元（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他说通过强化“买美国货”政策，可以在美国制造业创造至少500万个新工作岗位。
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是换个总统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最近还有件很狗血的事情，就是富士康跟美国威斯康星州政府呛了起来。
2017年，特朗普盛赞富士康在美国的这第一个厂是“世界第八大奇迹”，100亿美元的投资，能创造13000个就业机会。
但是雷声大雨点小，画下的一张烙饼到头来就剩了个油渣儿。
原本承诺的用于40寸以上电视的10.5代大型LCD屏幕工厂，萎缩成一个第6代小型LCD工厂。
原本承诺的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到2018年底是178名全职员工，到2019年底依然只雇佣了281个人。
富士康说厂我建了，此前承诺的近30亿美元租税减免该兑现了；
州政府说你们就是来骗补贴的，不给。
结果富士康投了7.5个亿，州政府投了3个亿，谁看谁都孙子。
上半年这个厂闲得都开始生产呼吸机了。
富士康美国工厂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历程中，很多人告诉我们，美国制造业是高端的、先进的、创新的，中国制造业是低端的，是处在“微笑曲线”底部的。
通过把低端制造“外包”给中国，美国人专心去做更赚钱的业务了。
而今天我要说，这个谎言骗了中国人30年。
iPhone背面印有“加州苹果设计，中国组装”
不是说中国制造站在两端，处处都比美国强了，而是说“在这里创新，在那里生产”可以取得成功本身，就是西方告诉中国人的一大谎言，也是美国制造衰落的真正原因。
美国制造业（不管它最终在哪制造的），作为一出超大型实景“工业试验剧”，是失败的。
而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想要挽回这一局面，都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从1965年至2000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一直稳定在1700万左右；
但从2000年到2010年，减少了580万人。到2016年仅为1230万。
2019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进口比出口多）6168亿美元，而其中“高端”先进技术产品（包括光电子、生物科技、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航天等10大类）的贸易逆差高达1327.9亿美金（约合9263.7亿人民币）。
而今年仅前9个月，这一逆差就已追平去年全年，达到1319.2亿美金。
2000年，美国先进技术产品进出口基本平衡，但此后20年，出口增长了60%，而进口增长了124%。
所谓的高端制造业，美国同样没挣着钱。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构成的制造门类是1990-2010年绝对失业人数最多的门类，76万人被辞退，位居其后的是服装制造业，裁员71.9万人。
过去，中国人常说10亿双袜子，才换回来一架大飞机。
而美国人的说法是：整个美国卖给国外的飞机利润，全部被电视机的贸易逆差直接抹平。
2011年，美国的半导体公司为美国创造的收入，抵不上进口化妆品的支出。
美国（高端）制造业衰落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个老奶奶能懂，而经济学家不懂的道理。
在电视剧《手机》里有这么一场戏，严守一在农村的奶奶来了北京，看着窗外的景观灯火通明，就问旁边的费教授（陈道明饰）说，这得费多少电啊，国家都不管管啊？
费教授说：奶奶，这电还必须得点，只有点了电，电力工人才能挣着钱，才能买菜买饭，这样农民兄弟又能挣着钱。
这段对话大致概括了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
美国人总觉得，制造业不是发达国家应该一直干的事儿，不体面，服务业更体面。
就像人不能一辈子种地（第一产业），要进大工厂（第二产业）；
不能一辈子脏兮兮地当工人，要穿西服当白领（第三产业），发达国家最后留下的都应该是体面的工作。
锅碗瓢盆这种物件，哪儿便宜就应该上哪儿生产去，而生产过程所需的知识微不足道，而且很容易被复制。
后工业社会根本就没有必要制造任何东西，而且可以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工业产品。
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商界达成的经济共识是，去工业化是经济健康的标志而不是衰退的标志。
但他们错了，他们忽略了老奶奶搞明白的一件事——点灯用电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电力工人和种菜大哥有活计干，手艺才不会散。
因为有人在大街上点灯，电力工人就保留着通电的手艺，而他可以用他的手艺，给偏远农村装高压塔，给企业机关做室内照明；
因为电力工人需要吃饭，农民大哥就保留着种地的本领，而他可以用他的手艺，给其他任何一个工人种粮食。
自己国家能做出几万个锅碗瓢盆拿来贩卖不是最重要的，要的是上下游做钢材、做塑料制品的那个手艺不散。
手艺不散，饭碗就不会丢，国家的发展就不会停。
这是一个国家明明靠进口没问题，却还应该保留制造业的真正原因。
一个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他可能今天在一汽做燃油车，明年就去了比亚迪做电动车，后年又去了三一重工搞挖掘机。
而亿万个这样的工人，他们的手艺，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既是他们碗里的财富，也是一个国家的财富。
在学术界，这种“你也能拿来用，我也能拿来用”的制造业本事，叫“产业公地”。
对于任何工业行业，比如汽车行业，在某个特定地区的汽车制造商都需要从共同的供应商和人力资源“汲取营养”，这些工业资源可以和很多企业共生共荣。
而一旦“草场”荒芜了，不仅牛吃不到，羊也吃不到。
比如如果精密加工零件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变弱，或者一流的机械工程师的人数变少，那么有此需求的公司都将遭受损失。
美国制造业“魂飞魄散”，散的不是电视机、冰箱造不出，而是“产业公地”撂了荒。
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对美国先进信息技术部门进行了考查，发现最新款的 Kindle无法在美国制造。
柔性电路连接器和控制器、锂电池、无线网卡和塑料外壳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电泳显示器则是在中国台湾生产的。
美国除苹果外每一个品牌的笔电和所有移动设备现在都在亚洲设计。
皮萨诺评估了美国发明的先进技术现状后得出结论，先进材料、计算和通信、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存储、半导体和显示器产业已经发生严重的转移现象，而且，每一领域的下一代技术都面临迫在眉睫的转移。
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自2002年以来每年都出现先进技术产品贸易赤字，并且年年赤字超过1000亿美元。
继续声称“美国将通过先进制造业弥补其制造业衰退”，只是一种托辞，过去十年的经验说明，美国的实际问题比美国人承认的要严重得多。
21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64000家工厂关闭。
在过去50年里，制造业占美国GDP比重，从27%下降到11%。
为什么美国人任由制造业撂荒呢？
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创新”才是美国制造体系的传统艺能，而“制造”只是创新的附庸。
美国近200年来很多重大的工业创新制造，背后都是美国国防军工体系在做支撑。
18世纪末，为了面对跟法国的战争，美国一个军火商第一次生产出1万支标准化步枪。
此后50年间，美国政府不断对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兵工厂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发新方法来制造“可互换零件”的武器。
这些武器使用测量仪、固定装置、检验装置，用专用机器切削木材和金属。
这些精密工具制造者开发的金属加工工具，对制造复杂纺织机械同样非常重要。
而在兵工厂和缝纫机厂成长起来的工程师随后扩散至家具、锁具、时钟、自行车、机车等制造行业，并最终进入汽车行业。
普拉特惠特尼公司（Pratt & Whitney）最初为枪械公司和纺织机械公司制造加工工具，后来进入了航空发动机制造领域。
每一个产品的背后不仅仅是一组物理零部件，还隐藏着一整套可促成该产品产生、制造和交付的技术和组织能力——这说明技术能力在各行业间具有“溢出效应”。
军工的“产业公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通用性，最终成就了早期的“美国制造体系”。
一战之后，面对德国、日本和英国飞机先进技术的全球竞争，军方支持了一系列不断改进的飞机原型。所以到二战时，美国的军用飞机性能超过了德国军用飞机。
美国开发的远程轰炸机技术直接惠及民用航空运输设计，由军方支持的技术经常直接转移到民用上。
到信息时代，软件的早期开发也是由国防需求驱动的，80年代初，国防仍占据了软件市场的一半以上。
美国个人电脑的早期开发也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直接资助的，所诞生的第一台个人电脑Alto直接启发了乔布斯推出苹果电脑。
由美国国防部领导的产业革命，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美国制造业水平，而是为了解决一系列当时遇到的难题所必须攻克的技术挑战——
要对付德国人，对付苏联人，应付信息战，我们需要做出来什么？美国的创新制造，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挑战来组织创新。
制造业本身根本不在国防部的创新议程上，美国人眼中的创新也并未涵盖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
美国政府对应用研究的资金支持落后于基础研究
而且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超越英国，取得了世界生产的领先地位，这种持续了100年的领先地位使美国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不需要关注制造业。
福特T型车装配线
美国假定制造业总是与我们同在。制造业好与不好，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事情，不用操心。
美国搞这一套军转民的创新模式叫“延伸管道”，美国在航空、电子、核电、航天、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无不如此。
美国联邦政府和面大量美国公司都没有认识到产业公地的重要性，放任了许多本地产业公地的衰退。
这是理解美国制造业后来一直衰退的关键。
美国人只看到了工厂流水线上的“生产时刻”。
就像跟人学做饭，你只学炒菜，买菜、洗菜、择菜、切菜的本事全没看见。
真正的制造业是一个“沙漏”，生产时刻是中间最细的部分。
“灌入”生产时刻的部分是一个更大的就业基数，包括从事资源工作的人、大量供应商雇用的人员，工业公司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从生产时段“流出”之后是那些在分销系统、零售以及产品生命周期中工作的人员。
沙漏顶部和底部的就业远远大于生产时刻的就业。
制造业中为最终生产制成品的每1个全职工作，会在非制造业中创造3.4个全职同等岗位。
而最终制成品的制造业增加值每增加1美元，经济中其他地方的增加值就会增加3.6美元。
所有这些“制造业相关”的增加值和人员，占美国GDP和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不是十分之一。
制造业衰落，不是11%的美国经济衰落，而是美国三分之一的经济在衰落。
美国已彻底丧失/濒临丧失的生产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显示屏、锂离子电池、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个人计算机、硬盘驱动器、高级合成材料、高级化妆品、集成电路包装材料……
而美国想靠服务业弥补制造业“窟窿”，也纯粹是痴人说梦。
美国增长缓慢的服务业贸易顺差（2019年为+2492亿美元），跟持续增长且规模庞大的货物逆差（2019年为-8660亿美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德国学者发现，发达国家里，生产制造占GDP比例越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一般也越大，像美国这种逆差顶天的，在发达国家里都是倒数。
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斯宾塞发现，如果把美国工业划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
比如房地产、理发、修车、餐饮都是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不可贸易”产品服务，
而制造业、农产品、旅游、商业银行是可在另一国消费的“可贸易”产品服务，
结果发现1990-2008年，美国97.7%的就业增长都来自不可贸易部门，而可贸易部门就业几乎没有增长。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2000年是69822美元，2015年是70697美元，几乎没变。
因为过去制造业是美国只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男性，达到中等收入、实现阶级跃迁的主要方式。
但1990年至2013年间，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下降了20%，他们当中完全不工作的男性比例从11%上升到18%。
这群人的饭碗，很多都被海外抢走了。
不是我们抢，是美国人自己让出来的。
40年前，当美国的消费电子企业决定将那些“成熟”产品的制造工厂迁往亚洲（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时候，谁能料想到这一决策会影响到未来电动汽车中最重要的部件一一电池在哪里生产呢？
因为大量消费电子产品制造迁移到亚洲，越来越多的亚洲企业希望得到紧凑型、高容量的可充电锂电池。
这推动了中国的宁德时代、韩国的LG化学、日本的松下，让亚洲成为电池领域的创新中心。
虽然锂电池技术发源于美国，但亚洲在研制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推动亚洲企业成为电动汽车可充电电池的主要供应商。
多少美国工人的饭碗，是以美国政商精英都料想不到的方式被“拱手让人”的。
你以为你倒的是洗脚水，结果你连孩子带盆一起倒了。
英特尔的创始人安德鲁格罗夫说：“我们不仅丢失了不计其数的工作，还打破了技术演进的经验链条……如果我们今天放弃’商品’制造，到了明天，就会被锁在新兴行业的大门外。”
曾经你爱答不理，如今你高攀不起——制造“普通商品”和创造新的高科技未来之间，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
过去美国人说中国“偷”他们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拿去搞制造，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对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各国在“高技术制造业”上也全都是贸易逆差。
美国“可以”脱离制造环节开展创新，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就是“攒电脑”式的制造：当一种工艺发展程度很高，整合产品设计与制造的价值很低的时候，制造环节适合“外包”。
四种产品情况只有一种适合“外包”
而当工艺本身就是创新，或者工艺升级迭代速度很快的时候，都不合适把制造业“外包”出去：
比如单反相机，集成了光学、机械和电子工程技术,制造工艺还在快速发展，所以每个很细小的工艺变化都会对产品产生重大影响。
再比如大飞机，波音有一次把铝合金换成碳纤维材料的时候，整个飞机重新设计返工了一遍。
但凡一种制造手艺像学中餐一样，得手把手地“做中学”、“做中创”，它就不适合把创新和制造环节分离开来，因为大量手艺上的创新和改进是在制造环节发生的。
当被问到“创新具体怎样影响你的劳动力”时
80%企业主选择“新的制造过程”
64%企业主选择“新的产品开发”
大量研究表明，企业决定在哪儿生产的首要考虑因素，不是劳动力价格，不是原材料价格，而是产业工人的技术技能。
27.8%的企业主首选“获取合格人才”
美国车桥（American Axle & Manufacturing）是美国著名的汽车配件商，他的老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给凯迪拉克一款车生产的新型电子扭矩分配装置出现了问题，导致仪表板上的灯不停闪烁。
他们把装置逐步分拆，寻找原因，一直追溯至位于德国南部山区的一家四级供应商（上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这家供应商生产一种比铅笔橡皮头还要小的部件。
就是这个价值不超过25美分的部件，却对6万美元汽车的质量造成了隐患。
公司派了一个工程师住到了德国，而厂商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彻底解决问题。
波音公司CEO詹姆斯迈克纳尼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像旅鼠一样，始终在以降低成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不知疲倦地拓展供应链，最终造成企业摊子铺得过大。”
“但是在忙忙碌碌当中，我们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失去了对质量和服务的把控，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又会低估本国劳动力的价值。”
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要盲目地生产“全球化”？
因为金融压力。
从80年代开始，来自金融市场最大化短期回报的压力，导致大型公司剥离盈利能力较差的业务，关注“核心能力”——因为“轻资产”公司能获得更高的股票估值。
很多公司最先剥离的是生产环节，让企业债务减轻，人员相应减少——因为制造转移到了海外。
企业也避免投资于直接收益较少的领域，包括在职培训。
曾经大企业因制造网络的勾连而“罩着”中小企业的“热带雨林”生态被破坏，具有“互补能力”的联系网络日益松散。
像IBM这样的美国大型跨国制造企业，或许还有能力跟上创新前沿，但是美国25万家中小型制造企业缺乏这种能力。
中小型制造企业占美国制造业企业总数的86%，雇用了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员工，生产了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产出，但“它们基本上不在我们的创新体系内。”
2014年的调查显示，这25万家企业中，只有3702家的员工超过500人，三分之二公司的员工人数不足20人。
他们是跟着大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小喽啰，是产业公地的受益者（吃草的群羊），却没有能力“开垦”出大片牧场。
所以树倒，猢狲就散了——很多美国中小制造企业选择把总部迁往亚洲，离终端制造企业和消费市场更近。
在评估美国制造业衰退时，美国人经常找的理由是：发达经济体不可避免会出现制造业就业下降和制造业衰退。
但德国狠狠地打了美国人的脸。
即便是跟中国做贸易，直到2018年，德国一直保持着对华出口顺差，2019年才出现137亿欧元的小幅逆差。
即便今年受疫情冲击，德国对所有国家一直都保持着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局面。
理解德国制造，对于理解“产业公地”对国家制造业的重要性有很大帮助。
德国西南部有一个黑森林地区，过去以制造高精密机械的钟表而著名。
今天，在黑森林地区有超过400家医疗技术公司，它们都是由制造传统的精密机械起家的，有的甚至直接从钟表制造商转型而来。
跟美国不同，德国有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也就是行业内世界前三、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却不为人知的（中小）企业。
德国3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总共能创造160万个岗位。
而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雇用了140万人，旗鼓相当，且每年新增就业10万人。
他们在海外开分公司创造新岗位，一点也不耽误在国内创造就业。
搞摄影的都知道蔡司镜头，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德国小城上科亨市，全城7800人，在蔡司上班的有4000多。
这些隐形冠军企业会拿出6%的销售额用于研发，是世界上1000家研发最强企业的1.66倍。
他们不光产品自己制造，连机器和原材料都恨不能自己搞定。
德国做狗链子（flexi）、做图钉（Gottschalk）的企业，坚持只通过自家的机器生产。
做铅笔的企业（Faber-Castell），自己种木材。
做浴缸的（Kaldewei），从模具冲压到搪瓷材料涂层全做。
一家做门窗（Hoppe）的老板说：“我们只开发和生产自己需要的机器，这些机器从不卖与他人。10%的员工都在忙活这个。”
一家做电池外壳的老板说：“为了能够保持世界市场领导者地位，我们需要生产和研发部门持续的相互配合。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在安静的小房间里单独进行研究，研发工作一般需要靠近生产。”
而员工培训方面，德国平均每个隐形冠军企业有180名学徒工。
一家做印刷设备（Kolbus）的老板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县城里面。对我们来说，除了加强我们的内部培训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人嚷嚷工人太贵了，但德国制造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比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还要高出60%以上。
这些隐形冠军企业的离职率是2.7%，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9%。
这意味着8年之后，隐形冠军80%的员工还留在公司。他们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稳定的高技能员工队伍。
而这些隐形冠军企业下的功夫没有白费，他们的税后利润率高达8%，财富500强企业的利润率只有4.7%。
德国（员工＜500人、营收＜5000万欧）的中小企业数量占德国公司数的96.6%，雇用了近60%的工人，贡献了60-70%的出口量。
而中小企业的学徒数量占全国150万学徒的82.2%，就像德国经济事务和能源部所指出的，中小企业正在“培训整个国家”。
而员工人数少于250人的公司，其研发投入是拥有250-499名员工公司研发投入的两倍以上。
当美国人一次又一次说“发达国家制造业将来一定会怎样怎样的时候”，德国在每一个维度上打美国的脸。
美国2003-2013年的学徒人数
从48.8万降至28.7万
今天的美国，正在试图用一些方法来“挽回”制造业体系的衰落。
这其中包括了美国政府支持全国范围的学徒计划，为社区大学提供资助，向雇佣熟练工人的公司发放税收抵免和贷款等等。
《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力的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再也不能从任何价值链分开，各个环节必须紧密连接在一起。”
美国政府还设立了很多新机构，组织大学带头开展“先进制造”的新技术研究。
美国的学徒人数也确实在涨，但作为一个人口4倍于德国的国家，全国学徒总数只相当于德国每一年的新增学徒数（50万+）。
和德国长期的培养模式不同，“美国制造创新网络”是政府2016年开始，为期7年的投入项目，很多项目第8年就断奶。
这么多荒芜的产业，是不是7年就能扶起来的？从学术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创新裂隙”又能不能填上？这都很难说。
通用电气CEO杰夫里伊梅尔特就预见到：“重新创造就业，只在某些行业可行，但绝不是所有行业。”
况且今天美国的新一代年轻人（52%）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8000万人）老员工又面临退休。
双重叠加下，根据德勤的测算，从2018到2028年，美国需要填补的制造业空缺达到240万人。
美国一家企业高管表示：“我们没有足够多合格的求职者来填补我们的空缺，我们就很难完成客户要求我们完成的订单。”
而现在美国“填补”一个熟练工平均需要93天，填补一个工程师需要118天。
“技能缺失”预计会在10年内，给美国GDP带来2.5万亿美元的损失。
在拜登的竞选官网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拜登要做的不仅仅是挽回因新冠肺炎和特朗普的无能而失去的工作，他还将在全美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制造业和创新工作。”
“拜登的全面制造和创新战略将以我们自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方式调动联邦政府的资源。”
“其他国家应该购买（should be buying）由美国工人生产的下一代电池技术和电动汽车。”
拜登计划确保未来由全体美国工人“在全美国制造”
奥巴马和特朗普曾经夸下的海口，言犹在耳。
拜登要清楚，他面前的美利坚缺失的，不是一两个产业，而是一整片产业公地，是一整片热带雨林。
就像乔布斯曾对奥巴马说的:“那些珍贵的制造能力一旦转移，就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劳拉·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给“国家竞争力”下了一个定义：
“一个国家在使其公民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能够经受住国际竞争的考验，这种能力就是国家竞争力。”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就是一个“精英有，精英治，精英享”（of the 1% , by the 1%, for the 1%）的国家。
而这1%的精英“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用金钱买不到的：他们自身的命运同样取决于其他99%的同胞生活在何种状态。”
谁能指望拜登呢？美国制造业花40年丢掉的东西，或许再花40年，也未必捡得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