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继东汉而出现的时代称号，由于魏、蜀、吴三个国家鼎立而得名为奴十二载。三国始与220年魏国代汉，终于265年晋代魏。但史家往往以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刘辩继立为少帝。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联络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杀统领八校尉兵的宦官蹇硕。袁绍、何进等密谋尽杀宦官，并召并州牧董卓入洛阳为援。当宦官杀何进，而袁绍又尽杀宦官之时，董卓率兵入洛阳，尽揽朝政。他废黜少帝，另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对，酿成大规规模的内战。
董卓入洛后，袁绍出奔冀州，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要求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响应。他们分屯要害，推袁绍为盟主，相机进攻董卓。初平元年（190），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本是乌合之众，彼此欺诈并吞，不久就分崩离析了。初平三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
经过激烈的混战以后，到建安元年（196）时，全国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士燮占据交州。此外，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保据汉中地区，置祭酒以治民。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是袁绍和曹操（见魏武帝曹操）。
董卓入洛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他在济北（今山东长清南）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众，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又屯田积谷，以蓄军资。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袁氏的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曹军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打败侵扰北方的乌桓。
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依托于荆州的刘备向南奔逃。江东的鲁肃受孙权之命与刘备会晤，商讨对策，诸葛亮又受刘备之命，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水师于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这就是促使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曹操北归以后，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及整个北方。
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刘焉之子）的地盘。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据守荆州的关羽也向曹军发起进攻，但是孙权遣军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大部，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死；十月，子曹丕称帝（即魏文帝曹丕），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即汉昭烈帝刘备），国号汉，世称蜀，又称蜀汉，建元章武。孙权于221年接受魏国封号，在武昌称吴王。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境），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即吴大帝孙权），后迁都建业（见建康），建立吴国。猇亭之战以后不久， 蜀、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三国疆域，大体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区，吴得东南地区。魏国置司、豫、兖、青、 徐、凉、雍、冀、幽、并、荆、扬等州。其中凉州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幽州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蜀、吴相接。蜀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因在巴、蜀之南，故名）。吴有扬、荆、交三州。三国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
魏 汉未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曹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曹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曹操为了战胜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度外用人，即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有能力的人才。后来他一再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 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袁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曹燥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曹操死后数月，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时，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选择贤而有识鉴的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这就是九品中正制。魏国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未年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在士族阶层发展和易代纷纭的岁月中，此制并不能长久地超然于士族势力和政局之外而坚持其既定准则，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为保持固定的兵源，曹魏建立了士家制。士家有特别的户籍，男丁世代当兵或服特定的徭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士逃亡，妻子没官为奴。冀州士家有十万户以上。
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经济上主要得力于屯田。曹操建安元年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耕牛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区。接着，许多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者屯田。屯田区一般都在易垦或冲要地点，自成系统，不属郡县。屯田民是国家佃客，以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 （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但不负担另外的徭役。一部分屯田用军士屯垦，称为军屯。屯田者的生产有政府保障，其劳动生产率比郡县的自耕农民高，在短期内屯田即能保证军粮的需要。齐王芳时，由寿春到洛阳一线，军士屯田取得很大的成果（见曹魏屯田）。
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每亩土地征收田租谷四升。每户征收户调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取代汉代沉重的人头税，对农民有好处，也有利于大族豪强庇荫佃客。曹操命令加重对豪强兼并行为的惩罚，但大族豪强兼并事实上难以阻止。
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北方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槽运。恢复的冶铁业中，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都日趋繁华。魏国与日本境内的邪马台国保持着较频繁的交往。西域诸国也有使臣和商人往来。
文化方面，文学、哲学和科学技术都有重要成就。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是著名诗人；还有以王粲、陈琳为代表的所谓建安七子。三曹和建安七子在诗歌创作上形成 “建安风骨”，留下许多名篇。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琰（文姬）有《悲愤诗》传世，著名的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创作于建安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的产生，是 哲学思想的突出成就。后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人析为《伤寒论》及《金匾要略》二书），奠定了中国医学体系的基础。华佗则精于外科手术、首创用麻沸散作手术麻醉剂。数学家刘徽在圆周率计算上有重大贡献。马钧在机械上有多种发明，包括提水工具翻车。在宗教方面，道教由于黄巾起义和张鲁保据的失败，略 有沉寂，佛教则继续流传。洛阳有佛寺，西域僧人前来传法译经。颍川人朱士行远赴于阗求经，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开始腐败。齐王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谥等人，改易朝典，排斥司马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有军功。景初二年（238），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 国版图。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又乘曹爽奉齐王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逼迫曹爽屈服，并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史称高平陵事件。后来，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压平了起自淮南的王凌（嘉平三年，25i）、毋丘俭（正元二年，255）、诸葛诞（甘露二年，257）的军事叛乱和其他朝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 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毋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
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司马氏乘时立功，于魏景元四年（263）出兵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
蜀 董卓入洛的前一年（中平五年，188），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焉死，子璋继任。刘焉、刘瘴相继压平了益州豪强的反抗。建安十六年刘璋邀请暂驻荆州的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据益州；二十四年进驻汉中，自称汉中王。是年，留守荆州的关羽被孙权军袭杀。刘备于221年称帝后，为争夺已失的荆州，于次年出峡，与吴军进行了夷陵之战，败退入蜀，病死。其子刘禅继立。
刘备在新野时，邀约客居隆中的诸葛亮为辅佐。诸葛亮看清了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荆州不可持久的形势，从战略上促成刘备进入益州，以图自保。刘备死，诸葛亮辅刘禅。小国弱民，处境困难。今川西和云、贵的一些少数民族，当时统称西南夷，接连发生叛乱。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豪强雍闿执太守，求附于吴。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元都响应雍闿，南中地区动乱扩大。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大军分为三路，诸葛亮军西平越嶲，马忠军东平牂柯，然后他们与中路李恢所部共指益州郡。此时孟获已代雍闿据郡。诸葛亮败孟获，并按出军时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对孟获七纵七擒，终于使孟获归心，南中平定。诸葛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西南夷人地区的闭塞状态，从此有所改变。
南中战争结束，蜀吴结盟也取得圆满成果。诸葛亮于建兴五年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在益州疲惫情况下急于求战，一方面力图以北伐来巩固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借以图存。建兴六年，诸葛亮命赵云据箕谷（今陕西褒城北）以为疑兵，自己率主力取西北方向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前锋马谡在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败阵，蜀军撤回。以后三年，诸葛亮又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果。建兴十二年再次北伐，进军至渭水南面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病死军中，蜀军撤回，北伐停顿。
诸葛亮死后，蜀国以蒋碗、费祎、董允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以后，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大将军姜维北伐，劳而无功。景耀六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在剑阁抗拒魏钟会大军，而魏邓艾则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险道南下，于这年冬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
吴 汉未黄中起义时，孙坚随会稽朱儁到中原镇压黄巾，以后又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属于袁术，在淮南活动，孙坚死，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194）开始向江东发展。他得到周瑜等人的助力，驱逐暂驻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逼降会稽太守王朗。建安元年献帝都许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建安四年，孙策击破袁术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曲，并取得豫章郡地。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众。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徒治京城（今江苏镇江）。筹划赤壁之战，势力达于荆州；十五年招附保据岭南的士夑兄弟，取得东南半壁。建安十六年孙权徒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占有荆州全境。三年以后（222）又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限制了蜀国出峡发展的可能。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淮南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
散布在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嘉禾三年（234）诸葛格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东晋南朝史籍中，关于山越的记载只偶尔一见。
孙权主要的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战后，曹操军屡攻合肥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江北居民多渡江，濒江数郡成为空虚地带。 诸葛亮死，魏蜀战争停止后，魏国加强了在淮南对吴国的进攻。吴军除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以外，还在巢湖南口筑濡须坞，严密防守。魏军水师有限，进攻难于奏效，所以魏吴相持有年。
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最大。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 江）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吴未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旺，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黄龙二年（230）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进了攻江南文化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陆绩、韦昭。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居士支谦从洛阳南来，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僧会稍晚从交趾北上。他们在建康译经传法，影响颇大。道教在南方民间继续流传。
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象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252）后吴国日趋衰弱，而魏国则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由于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263）、代魏（265）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国政权暂得延续。晋泰始五年（269），羊祜命王浚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咸宁五年（279）冬，晋军出兵自长江以北、江陵至建业之间五道攻吴，而以益州水师为奇兵出峡顺流，于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业，吴帝孙皓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东汉初平元年（190）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经过魏、蜀、吴三个区域的局部统一和相持后，至此又归于全国的统一。
参考书目：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北京，1959。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59—78卷，中华书局，北京，1956。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2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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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都城
1、曹 魏 邺 城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破袁绍以后营建的邺城的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城西南17.5公里。由于漳河历年泛滥，地面遗迹已极稀少，著名的铜雀三台尚存二台残迹，城垣已荡然无存。
邺城东西3.5公里，南北2.5公里，城内以一条东西横街将城划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地势较高，其中部建宫和衙署，西部置苑，西北城隅高耸着冰 ，铜雀台、金虎台，是为军事需要而建的了望制高点。南区主要是居民区，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其中安置了当时强制集中的各地劳动人民和投奔曹操的强宗巨豪，以及他们的部曲。
邺城在我国都城史具有借时代意义，它将宫苑集中于城区北部，居民区放在城区南部，为以后历代都城所继承，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布局。邺城西北设置三台，魏晋洛阳城也仿此在西北隅设置金庸城。
2、曹 魏 洛 阳 城
曹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处，由曹丕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在东汉洛阳城基础上修建而城。南北成长方形，东、西、北三面城垣各有几处曲折，保存状况较好，南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西城垣残长4290、宽约20米，北垣全长3700，宽约25-30米，东垣残长3895，宽约14米。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城垣周长约14345米。
西、北、东垣共计城门12座，其中西垣3座。从南到北依次为广阳门、西明门、闾阖门；北垣二座，从西至东依次为大夏门、广莫门；东垣3座。从北至南依次为建春门，东阳门、清明门；据文献记载，南垣应有4门，自东至西依次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
城西北隅仿邺城三台建金庸城，为军事防御设施。洛阳城仿邺城的设计，将宫城集中于城内中部以北，将官署、居民区置于城区南部。城南设立国学、明堂、灵台、此灵台为东汉时所建，魏晋沿用，汉晋灵台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距今已有1900多年。
3、孙 吴 武 昌 城
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孙权始都武昌，在今湖北鄂城县以东一带。俗称吴王城。城略作方形，边长0.75公里，南壁和东壁的南段保存较好，城基宽十余米，残存最高处达4米。城内北部原似建有子城，为孙吴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再西为武昌的港口樊口。城南发现有古代冶铁遗址。武昌城北枕大江，西屏西山，南阻樊山和洋澜湖，东南隅有凤凰台高地，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是控制长江中游的一个军事重镇。
4、孙 吴 建 业 城
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迁都建业，遗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文献记载“建业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建实录》卷2）。孙吴建业城址现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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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墓葬
1、洛 阳 魏 正 始 八 年 墓
出于洛阳涧西，该墓县有前后两室，前室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墓室全长近8米，前面还有1.62米的砖甬道和长25.5米的斜坡状土墓道。由于早年被盗，后室遭到较大的破坏，棺椁无存。但在前室和其两侧的耳室中尚保存了一些遗物。前室平面呈方形，在室内后部中央原陈放有一座帷帐，现只存有五件铁质的帐钩。其中一件上带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铭文。可知造于公元274年。在帷帐附近放置的随葬器物仅存玉杯、博山炉等数件。左耳室内有陶俑、陶磨、陶井、猪圈以及家畜模型等，当是模拟庖厨。右耳室出土了七件带盖陶罐，或许是模拟仓房。从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器物看，当时还较多地承继着东汉晚期砖墓的传统，并且流于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
2、武 昌、南 京 的 东 吴 墓
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单室（今鄂城，武昌、南京地区）单室发现了一些东吴时期的墓葬。在南昌、浙江等地也有发现。
从墓葬形制来看，约略可以分为多室墓和单室墓两类。多室墓一般分为前后两室，其间以通道相联，前室平面近方形，左右两侧各设一耳室，在墓门前后有较短的甬道，前接长斜坡墓道。后室较大，平面呈长方形，券顶。如武昌任家湾的黄武六年（公元227年）墓，莲溪寺的永安五年（262年）墓、鄂城的孙将军墓、江西南昌的高荣墓等就是这样的形制。现以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墓为例介绍如下：棺木放置在后室，棺底铺铜钱，名刺木简及银钗等服饰用具出于棺内，大约是墓主人随葬携带之物。铅券压在棺下。在后室四隅均堆放铜钱，全墓共出铜钱达3600余枚之多。在墓室左后隅还放置一件青瓷虎子，及9件小碗。前室内放有铅耳杯和盘、铜洗。漆盂、陶炉等器皿，还有铁矛和铁剑等兵器。右耳室放置各型陶罐和釉陶罐，似象征储屋的仓房。左耳室放置有陶灶模型等器，似象征庖厨。早期东吴墓从形制和随葬器物等方面看，都还仿效中原曹魏墓，后期墓出青瓷器较多，显出地方特色。
单室墓多是只有长方形券顶穹窿顶的砖室，有的前面连有较短的甬道。出土器物也较少，多为陶瓷日用器皿。此类墓主人身分较低。
3、成 都 蜀 汉 墓
墓葬形制有具前、中、后三室的。也有具前、后两室的。数量多的是单室墓。随葬品有陶釜、甑、罐、灶、井、家禽畜和俑等。上沿汉制而制作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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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遗产
1、长 沙 走 马 楼 简 牍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大量吴简。仅一种长50厘米左右的大木简，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就有2000枚以上；已经清理出来的木牍和签牌约数十块，竹简约数万片，这批简牍至少有150万字左右的内容，大大地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这批简牍主要是经济类文书，因此为研究孙权时代吴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批简牍对于研究写孙吴时期的长沙地区历史地理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简牍本身为研究吴国简册制度提供了全新材料。
2、铜 镜
三国曹魏铜镜多沿汉制，流行柿蒂莲弧镜和简化的规矩镜。日本本州岛不发现了曹魏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达200件以上。这些铜镜是由曹魏 手工方式徐州等地民间工匠制作的，有的是专为出口而生产的。如铜镜铭文有：“镜陈氏作…君宜高官到海东，保子宜孙”，“吾作明竟（镜）真大好，浮由（游）天下口四海，用青铜，到海东。”
孙吴的铜镜铸造中心在绍兴，当时出现很多镜匠师，如郑、卜、鲍、陈、朱、徐、唐、张、任等姓，其中鲍、陈两姓作品尤多，这些匠师多是民间手工业者，所铸镜背纹饰以汉末浒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但出现了简化半圆方形带和神仙形象的趋势。
3、孙 吴 瓷 器
孙吴青瓷器制造中心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绍兴附近许多吴墓都出有青瓷器的匠师，青瓷烧造已经专业化。江浙地区青瓷手工业的发展，促使了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生活用具方面的改进；瓷器逐渐代替陶器；并且银块传列长江中游等地区，如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墓所青瓷碗和虎子等就是从江浙传来的，使长江中游等地区生活用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南京中华门外吴墓出土的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釉下彩。这样美丽的盘口壶，将我国釉下彩出现于唐代的历史了六百年左右。
4、东 吴 漆 器
1984年6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发现东吴朱然墓中前后室内各旋转漆棺一副，后室棺较大，推测为朱然的葬具，前室棺内死者可能是其妻，该墓随葬品总计一百四十多件，其中漆器量最多，共约80件。有案、盘、羽觞、桶、壶、奁、盒、匕、勺、凭几、扇、梳等，有木船、篾胎、皮胎等，尤其有彩绘漆器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其中一种犀皮黄口羽觞，将犀皮漆工艺的出现年代提早了六百年左右。
5、三 国 货 币
在陕西汉中勉县老道寺蜀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一枚“传形五铢”币。该币为外圆内方形，径为2.2厘米，厚一毫米，孔径0.9厘米，钱无廓，其外形似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
6、三 国 兵 器
a、扎马钉：在陕西汉中勉县的汉江河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剌，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瓜，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瓜间每个夹角一百三十度，大的重约十五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8克，尖长1.5厘米。在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剌伤敌马匹和士卒，所以俗称扎马钉。
b、魏弩机：在陕西汉中勉县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一件魏弩机，该机完整无损，重三市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一半已剥蚀难识。文曰：“黄初七年六月一日□□□监作吏箫诗已□□□师张倌耳师造□”。在箭厢右侧，阴刻有“才廿二”三字。这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临作吏萧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箫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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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书法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
三国历史简介： 三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东汉末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并实际上以丞相的职位掌握东汉政权，取得“魏王”称号，加九锡。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承其位，同年强迫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将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曹氏政权，国号“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政权正式灭亡，三国时代正式开始。221年，以益州为根据地的刘备自立为皇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同年，割据扬州、荆州、交州等地的孙权接受曹魏政权的册封，开始称“吴王”。229年，他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吴”，史称“东吴”。已经事实上控制曹魏政权的司马家族于263年吞并蜀汉后，司马炎于265年废魏元帝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西晋于280年攻克江南的孙吴政权，正式统一中国，三国时代就此结束。 三国历史概述 汉章帝以来，东汉政府一直处于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这两大集团力量的互相斗争，形成了东汉独特的政治局面；权力每次交接，无不伴随大规模的杀戮，严重削弱了东汉帝国的势力。 公元184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以张角三兄弟为首的、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东汉政府为了镇压黄巾起义，一方面放权到洲牧、太守，一方面默认并支持地主阶层组织私人武装，对抗起义军。经过近一年的较量，基本上把黄巾军镇压下来。但是经过黄巾起义，东汉政府已经遥遥欲坠，加上权力下放到洲、郡一级和容许地主阶层拥有私人武装；各洲牧、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地方豪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推举德高望重或有能力的当坞帅，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灵帝亡，刘辩即位；宦官和外戚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为了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何进听取袁绍建议，征调四方猛将、英雄豪杰率兵入京，造成董卓乱政；地方势力借口讨伐董卓，纷纷招兵买马，后王允计杀董卓，西凉军阀再度把持政权，并互相拼杀；而各地军阀为了抢夺地盘，纷纷兵刃相交，乱世正式来临。 公元196年，盘踞衮州的曹操击败吕布，听取部下的意见，推行屯田，并西迎献帝，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其后击败刘备、袁术、吕布等，占有衮、司隶和徐州、青州的一部分；河北的袁绍也攻克易京，彻底消灭军阀公孙瓒，占据了翼州、幽州、并州、青州的绝大部分，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江东的孙策先后打败许贡、王郎等人，占有会稽、丹阳、吴郡等地，在江东立稳了阵脚。荆洲的刘表、益洲的刘焉、刘璋父子也成为军阀中的有力竞争者。 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骑兵万余，南下与青少年好友曹操争锋，曹操先后击杀袁绍勇将颜良、文丑后勒兵官渡；袁绍在正面战场无法撕开曹操防线，同时在青州、并州和曹操后方汝南开展第二战场，先后被曹操采取相应措施一一瓦解。后曹操放火烧掉袁绍屯放于乌巢的军粮等军用物资；袁绍大将张郃、高览投降曹操，袁军士气全无，曹操乘机发动大反攻，杀万余，俘虏7万余。其后袁绍一蹶不振，二子争位，曹操加以利用，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丸，出其不意，大胜，平定了北方，一举成为最强大的军阀。江东孙策准备在曹操和袁绍决战时偷袭许昌，不料正在加紧策划的时候给刺客刺杀，伤重身亡，其弟孙权即位，加强了对南方发展的力度。 公元208年，荆洲牧刘表病死，幼子刘琮在地方豪强蒯良、蒯越兄弟和舅舅蔡瑁的支持下当上了荆洲牧；寄居刘表的刘备和江东孙权也加紧抢夺荆洲；曹操知道刘表死亡后，马上率领精锐骑兵5000，轻装简备，日夜兼程，南下抢夺荆洲；并于长坂击溃南逃的刘备；刘琮投降，曹操拘有荆洲大部分。孙权、刘备为了对抗曹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208年11月，曹操率领14、5万大军，水陆并进，进军赤壁，与孙刘联军对持。周瑜用黄盖计，大烧曹操连环船，加上曹军水土不服，大败而归，荆洲所受降的水军全部死亡或者投降。曹操失去了水军和部分的嫡系部队，急剧上升势头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致力于北方。赤壁之战后期，周瑜与曹仁在南郡展开激烈争夺，刘备乘机抢夺了荆洲南部四郡，并派关羽北上攻打襄阳，被守将乐进击败；经过一年的争夺，曹仁不得不奉命撤回襄阳，彻底失去了南下的据点；同时，孙权从合肥方向进攻也被曹军挫败。 公元211年，刘备听取谋士庞统、诸葛亮的建议，留关羽镇守荆洲，自己带领大军借口抵抗张鲁，入川谋取益洲；经过3年的争夺，终于夺取了益洲。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公元214，曹操借口进攻张鲁，挑拔关中割据势力马超、韩遂等公开作反；曹操乘机消灭关中势力并一举攻下割据汉中的张鲁；刘备恐惧曹操乘机攻击成都，马上向孙权退步。公元218年，刘备在攻取三巴后，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北上争夺汉中，击杀汉中守将夏侯渊；曹操不得不亲自到汉中前线指挥作战，无法挽回败局，不得不退出汉中，也失去了进军益洲的据点，三国势力达到了平衡，鼎立局面正式出现。 公元219年，关羽受刘备胜利胜利攻取汉中的鼓舞，出兵进攻襄阳，遇上山洪爆发，水淹曹军于禁所督7支救兵，包围襄阳、樊城；曹操马上派遣徐晃领军救援曹仁，同时和孙权达成短暂同盟，徐晃于襄阳城外击败关羽；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偷袭南郡，并利用政治手段来巩固在荆洲的统治，擒杀企图逃走的关羽；彻底粉碎了刘备利用南郡为据点北上攻取襄阳并乘机进军中原的战略。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即位，同年称帝，国号魏；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进位称帝，国号吴；三国才正式出现。 公元222年，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自己带领步兵主力，准备夺回南郡。孙权求和不成，任命陆逊为都督，领50000大军，横兵夷陵，阻挡刘备大军，并利用刘备补给线长远的优势；刘备求战不成，士气日益衰减，加上天气炎热，放松戒备；陆逊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先是派朱然带领水军主力，截断刘军归路，然后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刘备经此一役，元气大损，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自己也死于白帝城。 公元229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利用魏文帝曹丕病故，出师汉中，北伐曹魏；派赵云为偏师，扬言从斜谷攻打长安，吸引曹魏主力；自己亲自带领7-8万大军，从祁山出发，准备夺取关西。曹睿亲临长安，派大将军曹真带领10万大军拦阻赵云，同时派驻防关中的名将张郃带领5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救援祁山。张郃在街亭大败蜀汉先锋马谡,诸葛亮失去了街亭，处处为张郃所制，无奈只有退兵。后蜀汉多次出兵，都被对手张郃、司马懿所牵制，由于补给不足，不得不退兵。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对阵于五丈原；司马懿坚守不出；8月，诸葛亮病亡，蜀汉退兵。 公元241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一举消灭曹魏宗亲曹爽势力；255年，257年，司马师、司马昭分别平定曹魏余党；确立了西晋的基础。 公元263年，曹魏以钟会、郭淮、诸葛绪带领共18万大军进攻蜀汉。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姜维；诸葛绪率3万多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军汉中；取汉中后与姜维相对于剑阁。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历经艰辛，突然出现在成都附近，诸葛亮子诸葛瞻战死，后主阿斗遂投降；蜀汉灭亡。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曹奂称帝，改国号晋。 公元279年12月，司马伷自驻地下邳向涂中，王浑出江西，王戎向武昌方向进攻，胡奋出击夏口，杜预自 驻地襄阳进军江陵，王浚、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顺江流而下，大举进攻东吴。公元280年，王浑于三山击溃东吴丞相张悌主力，不久，吴主孙皓投降；西晋统一全国，三国正式宣告结束。 黄仁宇 ：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浚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浚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浚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