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提问者有神经病的母亲，你的问题戳中我的痛点！

三十二年前，我的妈妈自缢而亡，生命之花定格在三十九岁。其时，我还是懵懂少年。

妈妈正是因为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症，不堪折磨而最终走向极端，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痛与愧疚！生命里再无“妈妈”可呼唤，“子欲养而亲不待”，多么羡慕有妈妈的家庭！

妈妈患精神病十年，这其中她时好时坏，正如你所描述：发起病来神志不清，无法沟通。彼时，医学技术尚不发达，经济窘迫，家中送母亲去地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几番下来终不能断根。

妈妈发起病来，胡言乱语，举止怪异。别人背地里喊她“疯子”，不谙世事的我们曾经深深自卑，甚至引以为耻，今天想来，自己是多么自私！

但母爱的天性未泯，妈妈从未伤害过我们，仍知道疼爱孩子，我想你的妈妈也是如此。

目睹妈妈之惨状，多年后我悔悟：精神病的病因一部分与患者本身性情有关，外部因素至关重要——特别是亲人之间的关爱与沟通，多陪伴。悉心照料，就像妈妈照料襁褓中的你一样…

今天，医学领域分化精细，神经内科、心理干预技术日趋成熟，我想，放下你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多关心妈妈，积极治疗，应该会取得明显疗效。愿妈妈早日康复！

娘在，家就在！

一个母亲曾经是神经病患者的读者 致！

母亲有精神病，我的心理也扭曲了，我该怎么办？

我母亲是从远乡嫁过来的，母亲生了两个女儿和我，大女儿小时候送人养了（因为生的是女的，而且家里没钱养）。母亲患有精神病，父亲得花很多钱治疗她，可我母亲却一直反反复复没有痊愈，时好时坏。

我的母亲，一个普通平凡毫无心机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只会洗衣烧饭和上山砍柴，她今年四十三岁了吧，因为日积月累地劳作、扛柴草、种田耕地，她变矮了很多，亦略发胖和多了皱纹。从我记事起，她背着我去山上割柴草，放学回家后用很烫的水哄我洗澡，真的很烫。

三年级我印象里是第一次发病、她就站在床上，支吾不知名的戏曲，把纹帐扯下来当头巾、缠在自己的身上。她还一直在厨房里烧水、煮沸了还在一直添柴草、就这样烧一整天，有时她把蜡烛点起来五六支，不开电灯，晚上就一直点蜡烛在床头、柜台、跑到村里的大马路上赤裸地东走西跳，惹得全村人都知道我母亲的疾病，直到多年以后，我都不主动跟村里的那些人说话，甚至尽可能绕路离开。

有次，带我和姐姐走了十几里山路去舅舅家，舅舅骑摩托车又把我们送回来。最严重的事情是母亲用菜刀割了自己脖子，去镇医院缝了六针，那时候我不明白母亲在干什么，甚至没有哭闹，就在旁边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六年级时，第二次发病，骑着父亲的那老式自行车沿家门口绕圈，去附近的人家门口乱走，看到人就上去聊天，嘴巴每天都不停地在说，重复，说姑姑、舅舅、亲戚名字、说种的菜、鸡、身上穿的衣服、那年，我12岁，要小学毕业了。

有一天，早上在学校住宿的二个同学突然没事来我家里找我，那天早上，母亲五六点就一个人摸黑去山上扛柴草，回来时一身都是露水、弄得很湿衣服，看到我同学，嘴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回到学校后，其他同学都知道了我母亲是精神病，对待我的态度也产生了变化，我彻底成为了一个“弱势群体”。我甚至清楚地记得父亲为了40元钱的低保补助去小学找校长，还是我带他找的，我五六个同学一脸懵逼地跟在我爸屁股后面凑热闹。

我上中学了，初中三年在学校的期间，家里的事情很多我并不知道，父亲也没有办法，只能外出打工赚钱，初一年级第一个星期返回学校，在路上被二个混混敲诈了，班主任问我谁在家里，我说我母亲在，他说电话号码是多少，我停顿了半天，我的母亲直到现在也没有手机电话。

于是班主任就开摩托车载我回到村里，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半掩着呼吸，还是颤抖地说我母亲是精神病，去我家里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初中三年，身为我班主任的俞老师对我也是异常照顾，低保之类的事情也竭力上报学校审核。

就这样，二三年复发一次，靠吃药物治疗有所好转，可一停药，就会说话、做事、甚至晚上睡觉都要起来喝十几趟水，不是渴，就是没有原因地起来，喝水，睡觉，又起来喝水，又回去睡觉。高中期间星期六我回家，有一次母亲拿了个红包给我，他自己一担柴卖15元，二捆菜卖2元，一个大南瓜也卖给人5元，她不会赚钱。

我很心痛这个家庭，这时候，他把那个红包要给我，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脑袋一紧，就跪在了她面前，没有原因，目的，就是下意识的感觉，那一刻，真正认识到贫穷真的比患精神病更可怕！

记得她穿着裙子在学校小门等着我放学。她呆望，她傻笑。记得她把家具打得乱碎，蜡烛乱点，衣服不洗不换。穿着汗臭味的衣服在床上乱唱“京剧”。记得她把自己嚼了的米饭团塞到我的嘴里，记得她把红纸印在嘴唇上。

因为母亲的疾病，我小学、初中、高中、直到现在都很怕去接触那些人，我害怕有人在我耳边谈起我母亲，还有她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