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插队的地方，人们把“讲故事”说成“讲古”。所讲的并不一定都是古人的事迹，也包括邻庄或本庄曾经发生的事情。

如谁家的女儿和谁家的儿子相好，一起跑到了男方家；谁家的媳妇起夜时看见了黄鼠狼，随后就一病不起，命归西天。

这些事件的确都发生在讲述之前，是过去的事件，相对讲述的当时，也可说是“古”了。

再看“故事”二字的构成，其中有两个词素：“故”和“事”，“故”是来修饰“事”的。所以，“故事”即“从前的事情”，也就是完成了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故事”说成“古”则是千真万确的了。

我至今还记得，在昏暗的牛房里，在铡刀切牛草的嚓嚓声中，听一个投宿的外乡人讲古，四周墙根里的烟锅忽明忽暗。现在，我们就有了“故事”的第一个定义，即过去的事情。

然后，我们还会发现故事必须是一个过程，它基本上须是什么人（包括动物）做了什么事，这当是一个基本要素。

假如没有人物，便做不成事情，剩下的只有风景，就成了一帧画。若还有些声音，可以变成一支小曲儿。假如只有人物，这人物什么也不做，那就成了一张照片，而且是证件照。

所以，故事大约是需要有什么人（或动物）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且不只是做一个或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须有动机，互相间有联系，最后或多或少还要有结果。这些动作的发生、发展、联系、结束，便组成了事情的过程。

并且，在这个人做某一件事的过程中，他要与其他人协作或互助，所以此过程中还应包括人与人的联络、组织，这则是一个横向的过程。

在乡村，人们一代一代相传着祖先的事迹，那事迹总是有关迁徙和定居。

人们又一代一代演绎着传宗与发家的历史：

人们在收割过的土地上播下麦种；白雪遮盖了麦地；春天，雪化了，麦子露青了；长高了；又黄了；人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等待露水干了，咔嚓嚓地割下了麦子。

这时候，麦子的故事完成了，大豆的故事开始了。

人们犁了麦地，将麦茬翻进地底深处；耩子吱吱扭扭地歌唱着播下豆种；在骄阳如火的伏天里，人们去锄豆子；在秋风送爽的夜晚，人们赶夜路走过田野，便听见豆荚铃铛似的叮叮当当响着，有炸了角的豆粒落在被露水打湿的柔软的地上，收割的日子来临了。

一个孩子出生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背着草篓子下湖割猪草了；会在大沟里偷看女人洗澡了；然后他挣九工分了；娶媳妇了；媳妇生孩子了。一个人的故事完成了，延续了下去。

在这里，事情缓慢地呈现出过程，亦步亦趋，从头至尾。村民在很长的时期里稳定地聚合在一起，互相介入，难得离散，有始有终地承担着各自的角色，伴随和出演着故事。

他们中间即使有人走远了，也会有真实的或者误传的消息回来，为这里的故事增添色彩。于是，我们看见，这里具备了故事产生的条件，即承担过程的人物和由人物演出推进的过程。

当此过程成为过往的事情时，又有自始至终的目击者来传播与描述此过程，讲故事的人也具备了。

那么，在城市里，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农民离开土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城市。他们两手空空，前途茫茫，任凭机遇和运气将他们推到什么地方。

他们在陌生的街道上逛来逛去，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和偶尔相遇的人结成一伙。

后来，他们因各自不同的才智和机会有了不同的遭际，便分道扬镳，再与其他人结伙。他们从这条街搬到那条街，高楼将其阻隔，就又是另一番景象。

他们迅速地认识一些陌生的路人，当他们还来不及熟悉了解的时候，就由于另一个机会的出现而匆匆分手，再去结识另一些陌生人。

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也从不知道别人从哪里来，人们互相都不知根底，只知道某些人的某些阶段与某些方面。

他们在某一处做工，又在另一处住宿；他们和某一些人谈工作的事，又和另一些人谈情爱的事。

这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是将创造与完成的过程分割成简单和个别的动作。比如做一件衬衣，一部分人专门裁衣片，一部分人专门用机器缝制，另一部分人专门钉扣子。

他们每一个人只是承担这局部中的一个动作。他们永远处在一个局部，无法了解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从哪里起始，又在哪里结束，其间经过多少路程。

人被分割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像螺丝钉。人们通过流水线和货币携起手来，互相介入，结合在一个过程中。人们自己则可老死不相往来，通过社会分工和使用货币，就可安然度过衣食无忧的一生。

人们再不可能经历一个过程，过程被分化瓦解了。在这些被瓦解的过程的点上，有谁可展望过程的全局？有谁可承担讲故事的重任？

当事情没有了开始和结束的状态，只呈现出过程中的一个个源源不断的瞬间，哪里又有过往的和完成的事情可供讲述？

在那些拥挤的棚户或老式里弄里，还遗留着一些故事的残余。那些邻里纠纷、闲言碎语，那些对田野旧梦的缅怀，那些对人心不古的感慨，使人以为这就是城市的故事，其实这仅是乡村故事的演变或余音。

在这里，偶尔会发生一些耸人听闻的奇人异事，比如一起车祸，比如一个精神病患者爬上楼顶然后坠下楼。可这些仅仅是事故，只能为晚报记者提供几则新闻。

在夜幕降临时分，一些无业的男孩、女孩，幽灵般地游荡。

他们逃离了社会正常的秩序，自己聚合起部落式的集团，做些违背社会秩序的事情，这些又可否算是城市的故事？抑或只是城市外的故事。

因他们是背叛城市又为城市背叛的、生不逢时的原始部落民，最终形成反城市的故事。

在三层阁或者亭子间或者水泥预制件的新工房或者乱糟糟的大学宿舍里，有一些年轻的城市作者，正挥汗如雨地写一些以意识流为特征的故事。

在此，时间是跳跃的，人物面目是模糊的，事情是闪烁不定的，对话是断章取义的，空间是支离破碎的。

后来，这些稿纸上的文字被印成铅字，在印刷机里被制作成几千份甚至几万份，在街头报亭或书店里出售，被称为“城市文学”。

可是，这不是故事。

城市无故事。这是城市的悲哀。

在这里，我们再无往事可说，我们再也无法悠闲而缓慢地“讲古”和“听古”。

故事已被分化瓦解，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我们讲述，我们看不见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平淡的生活中戏剧性地上演。只有我们自己内心尚保留着一个过程，这过程于我们是完整的和熟悉的。

有时候，我们去采访，想猎取别人的内心过程，可是人人守口如瓶，或者谎言层出。

到头来，我们所了解的还是只有我们自己。于是，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走向我们自己。我们只拥有我们各自的、内心的故事。

而城市，无故事。

作者：王安忆，来源：《读者》杂志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