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以来吾商，官员经商的现象就普遍形成。随着历代王朝的改革发展，商业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宋代的经济发展更是达到了顶峰，正如《颂古一百首》中描述的“洛阳路上相逢著，尽是经商买卖人”。
（宋朝街市繁荣之景）
这给一些唯利是图的官员提供了赚钱的捷径，在当时监察御史张白还“假借官钱居籴粟麦以射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吾商。针对如此这些腐败行为宋代朝廷也进行过法律制约，但是这些法纪仍然是杯水车薪。朝廷官员的营商行为大肆猖獗，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
一、宋代官员经商的原因关于宋代官吏目无法纪，腐败性营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吾商。
1、宋王朝时期政治制度腐败，升官需要奉供权贵
在官员的重用程度来说，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从此宋朝便开始推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官员在政治地位等方面在历朝历代中还是较高的。这就促使部分官员形成了天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普天之下，无所不能为，无所不可为，因此在营商过程中缺少了顾虑，或多或少的为私权营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官员的任用制度上宋太祖采用的官、职、派遣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融合，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冗官。在宋朝官员普遍奢靡的背景下，这些庞大的官僚群体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不仅带动了当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激起了更多官员经商的热情。
同时，随着冗官的大量沉积，有些官员有实名而无实权，一方面他们眼巴巴的渴望着升迁机会，另一方面却又要付出漫无边际的时间等待和持续不断的经济支出，为了能够尽快获得升官机会，他们奔走于权贵之门，这就更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所以营商就成了他们的最首要的选择。
宋代官员朝议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
宋神宗感叹：“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尚书省也奏论“远方监司巡按所至，差人夫、户马多不依法。虽有应破之格，而州县夤缘多差，不以数计，走吏皂隶皆乘户马，负荷卒乘悉代之以人夫。自至传舍，往往又为所辖者受赂而潜遣之，复告逃亡，再行差补。一时骚扰，至于如此”。
可见在当时接待、奉承上级官吏的花费是巨大的，这就使得渴望升迁者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2、人们对于商业的看法有了极大的改变
北宋初年就有人打破“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观念，并且掀起了反对“商为末”的思潮。范仲淹曾写过“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贪秦。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在这里，范仲淹已经充分肯定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全民经商之繁荣
相比于北宋时期人们的认知，南宋对商业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南宋思想家叶适曾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宋代统治者经济意识较强，宋代君主、官员皆不以言商为耻。宋高宗赵构曾对市舶有过颇为经典的正面论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这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是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经济思想革新。这种革新对人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商业地位的提高，更加增强了官吏营商的信心。
3、整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宋朝对财力的追求，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描述，“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以前国家的立法都以压制商业为主，而现在国家却羡慕商人的盈利并且也希望尝到甜头。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在军事上，宋朝区别于其他王朝的强制征兵制而采用募兵制，这些招来的士兵入伍不仅可以领到报酬，还可以获得日常衣物等补贴。加上后来的与金对峙、蒙元交战，在军备战事方面经济支出巨大。
在民生保障方面，宋皇帝采用仁义执政，推行了各种惠民利民政策。在当时社会，贫民的＂生老病死”均能享受福利政策，如有孤儿则有“慈幼局”进行收养，如有贫民进行生育则有“胎养令”进行补贴，若有年老无家者则有“安济院＂进行安抚，如若病却无钱则“安济坊”救治，如若有死去的贫民则有“漏泽园”收葬。而这做法伟大的惠民政策，也必须源源不断地给予财政拨款。
在国家公共支出方面，宋朝修建宫殿、寺庙所雇佣的工人都是需要提供薪资，就拿南宋绍熙年潭州修筑城墙来说，政府需给工人“日须支工钱三百”。甚至还出现以“和雇＂方式在市场上雇佣工匠完成公共工程。而其他王朝多以役的方式无偿征用人夫。
（兴修船道之图）
在国家消费品预算方面，周行己有过这样的述，“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案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
宋王朝所需之物必须由自己掏钱，且宋王朝统治者当时极其奢华，相比于其他王朝的国家消费品，均是以税收的形式向民间征用（如明朝县衙的办公用品，从椅子到纸笔墨，都以实物形式向民间征收），更加恶化了财政支出大于预算的局面。
4、宋朝禁商法令大都是形式主义，统治者治理徇私舞弊
专卖制度是我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特色之一，并且禁榷制度在两宋时期达到顶峰。在宋朝，政府的禁榷制度是由各级官员完成的。而朝廷又由于缺乏对官员管理和监督，加上官员本身私欲的引诱，更加助长了以权利谋私利的官僚之风现象。虽然宋代也有对官员私自营商的法律的惩罚，但是惩罚的方式却具有不一致性。当法律触及到大官吏或者皇亲国戚时，皇帝就会加以庇护。神宗熙宁十年，集庆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宗谔“坐克六宗室俸以还己所贷息，诏释其罪”。皇帝带头宽恕犯罪之人，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下级官吏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宋朝的禁法商令仅仅限制官僚士大夫的营商行为，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考虑，相应的对地方政府官员营商不但不禁止，反而推崇鼓励。所以一些地方官员打着朝廷的名义却暗自谋取暴利。从一定层面来讲，宋朝的律令只是形式主义，很大程度上从没有遏制真正的官员私自营商行为。
二、宋代官吏营商的危害1、造成宋朝国家财政税收的锐减
由于宋朝对官员营商立法上的漏洞，造成国家与官员利益的激励争夺。这些有限的经济利润在国家和官员两支大军中再次分配，使得国家收入减少。
迎接官员
在国库亏空的前提下，还要进行巨大的财政支出，这就产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理宗宝佑元年，朱熠有言“近者课额顿亏，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见亏二千余万，皆由台闽及诸军帅兴贩规利之由”。直到北宋中期，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所带来的危害愈加明显。
2、打破了原有商品经济发展模式
政府官员为了谋取利益，将自己的特权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在宋代，土地制度以“不抑兼并”著称于史，私有产权已经确立。各级官员侵占百姓良田，以至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弄能止焉”，严重阻碍了自然经济的发展。
还有官员开邸店、放高利贷、利用官船贩运，通过各种欺诈形式谋取巨额利润，都脱离了生产领域，破坏了市场规则和交易原则。这使得百姓不得不行贿、收买权贵、或者联姻，因此民间经济大量投向于官场，商品经济更加趋向于封建主义。
3、冗官问题出现，腐败风气愈加严重
由于官僚有着大量的特权，意味着当官就有取之不尽的钱财，同时就可以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当时也盛行“举荐”的选官方式，所以好多人不惜代价，通过亲戚介绍买通官员，微宗时有谏官言“近年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谍，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大量的冗官存在，使得清廉官员无地自容，大都辞官而去，整个官场也就唯利是图，嫉贤妒能，尔虞我诈，为了利益而不顾廉耻与仁义，严重妨碍了行政效率。
4、社会两级分化严重，百姓苦不堪言
北宋中期国库亏空严重，面临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官员的奢靡之需，不得不将压力推给百姓。宋代课税本来就很严重，官吏还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官员富裕，百姓贫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起义战争）
民心动乱，先后进行了宋江起义等反抗战争，社会不再安定。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由此开始。
三、总结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商业群体逐渐扩大到上层官员，甚至用“全面经商”来形容宋代的商业参与度也不过。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官员营商的危害而否定其时代意义，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唐宋社会转型期急需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足以推动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力量。在这样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背景下，非职业的经商群体的出现实际起到补充、推动市场的发展的作用。而只有那些上层的非职业经商群体进入市场，才能更好的推倒深入身心的“重农抑商”这一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思想。
参考文献：
1、《祸患无穷的宋代官吏营商》
2、《宋代官僚经商及其影响》
3、《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研究》
4、《制度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原因探讨》
